為什麼不提「權力過分集中」了?

吳康民主席

1980 年8 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長篇講話,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政權建設上的重要經驗教訓,提出了「權力不宜過分集中」這個重大課題,引起了全黨全國的熱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功高無人可以匹比,成為絕對權力的當然領袖。很可惜,正是這個權力過分集中,造成歷次「左」的政治運動,傷害了廣大的高中低級幹部,更造成多次不符合客觀規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大大傷了國家的元氣,也使全國人民遭受了多年的折騰,走了一條長長的彎路。

中國太長的封建傳統

1976年接任黨的領導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即是堅持毛的政治路線,而且身兼黨的主席、國務院總理和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十分不利。鄧小平的講話,是針對華國鋒獨裁領導而發的。

很可惜,這個講話,這個針對「權力過分集中」的批判,並沒有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注意。也沒有在幹部隊伍以至高層中引起更大的共鳴,並共同進一步探討改進和貫徹實行。

原因是,中國太長期的封建傳統,太長期的個人領導,根深柢固,又缺乏民主政治的薰陶。因此這個「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下沒有廣大人民的呼應,上沒有高級幹部的共同努力。結果像一陣風似的,吹過了又恢復原狀。

鄧小平在這個講話中說,這個改革「時機和條件都已成熟」。事實上是,時機和條件,到了今天, 「仍未成熟」。你能說今天的權力已經不會過分集中了嗎?

政治是經濟的上層建築。當時改革開放的口號還沒有開始提出,整個社會還是計劃經濟為主。經濟體制的現實還沒有對政治體制的改革提出要求,人民還沒有政治改革的強烈願望。

波匈事件有影響

加上上世紀8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雲變幻,波蘭、匈牙利事件使東歐變色, 「鬥私批修」的口號叫得滿天響。這時候,中共中央似乎有意識地停止了宣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而轉向「堅持四個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既然連毛澤東思想都要堅持,而不是有分析地吸收,那什麼制度改革,只能置諸腦後了。

實際上,黨內的既得利益者,是反對改革的。因為如果改掉了家長制,領導職務終身制、權力過分集中,就是剝奪了他們的特權。即使這些改革是緩慢的、穩健的,但都為既得利益者所不願接受。

連這些緩和的改革都不能接受,可知在黨內外的習慣勢力的強大。以至於像鄧小平這樣的強人,發出的呼籲,在黨內和社會上都碰到軟釘子。而當年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門的頭兒胡喬木、王任重、鄧力群等,都表示不要再宣傳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了。

強大的習慣勢力

在這種黨內外壓力下,鄧小平的講話便被冷藏下來。當年另一元老陳雲便說, 「我們要改革,但步子要穩」, 「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複雜,不能要求過急」。而鄧小平也就轉調: 「方法要細密,步驟要穩妥」, 「沒有制定和頒布完善的條例以前,一切非試點的基層單位,一律實行原來的制度」。

為什麼當前「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沒有人再提了?甚且「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也沒有再宣傳了。原因何在?大家不妨探討一下好了!

(本文已於《明報》2015年10月31日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