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術,客氣一點的說法叫謀略。筆者在讀史和分析現實政治時,深感作為一位政治領袖,的確需要有一點權術,但又不可有太多權術。舉個例來說,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個老實人,但他在任上便是缺乏了一點點權術,結果是既不能有效統率整個公務員團隊,也被一些權術家耍弄了,終於因施政不暢而下台。
而毛澤東恰恰相反,他郤是一位大權術家。從新中國成立以後,為樹立一已的絶對權威,對不同意自己意見的戰友,一再運用權謀,先用甲打乙,再運用黨內鬥爭,排除異己。繼而更把“政敵”置之死地,鬥爭之狠,史上少見。
從54年利用高崗鬥爭劉少奇,59年山會議整彭德懷,到67年文革開始打劉少奇、鄧小平,71年逼林彪外逃,76年再次批鄧反右。權力鬥爭,連綿不絶。但是,權術可以立威整人,郤不能利民治國。終於把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解放以後,毛頭腦發熱
在新中國成立後,按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構思,中國應該走一條國營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私有土地基礎上發展合作社經濟共同發展的道路,逐漸使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在政治上則應該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民主聯合政府。在國際上應該合縱連橫,利用矛盾,爭取對我國更有利的國際活動空間。
但毛澤東在掌權以後,頭腦發熱,立即點明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就是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急於要超越新民主主義階級,大步跨進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在國際上,不講爭取與國,拒絕與西方國家講統一戰線,只是一邊倒向蘇聯,使自己陷於孤立。
這個時候,劉少奇等人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他堅持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論,不宜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大膽提出“今天資本主義剥削是合法的”。這些理論,自然和毛澤東的看法發生劇烈的碰撞。
以高打劉、陰謀未
高崗主管東北地區,他當時摸透了毛澤東的“左”的看法,主張土改後立即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無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雖然高的看法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但他因為有毛的講話精神作底,便公然抵制劉少奇所領導的中央組織部的指示。
1953年中央舉行“財經會議”,時任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積極串連,在毛的默許下策劃倒劉。但劉的威信和他的溫和穏健的看法深得黨心,倒劉在當年並不順利。毛往後察覺時勢不對,翻雲覆雨,反而抛出高崗、饒潄石,在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把之打成“高崗、饒潄石反黨聯盟”。
毛澤東一向認為劉少奇穏健而切合實際的路線是“右”的,念念不忘反右。1955年發起反胡風的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957年更發動一場涉及百萬人的反右運動,其根源都是毛澤東要排除他執行“左”的建國路線的障礙,掃除劉少奇為代表的務實稳健路線。
大躍進、反右,“文革”先聲
1958年的大躍進和所謂“三面紅旗”,終於惹成餓死數千萬人的大禍。1959年山會議,彭德懷代表人民鼓與呼。劉少奇也指出三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更使毛澤東十分惱火。但大躍進闖禍的確不小,黨內出現不少不同聲音,迫得使毛澤東還不能立即向劉少奇動手,但彭德懷等郤被打成反黨聯盟。
這時,己經種下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禍根,毛澤東為了排除“異已”,善於發動政治運動,來掩蓋黨內的權力鬥爭。
林彪看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慾望和堅持貫徹極左路線,趁勢而起,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功高震主,不能不再引起毛的猜忌,終於難逃折沉沙的命運。
毛澤東孤家寡人,無人可用,被廹重新用鄧小平,但又不能容忍鄧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的態度,再度把鄧小平打下去。
機關算盡太聰明
綜觀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到逝世這27年掌權中的權術運用,正應了<紅樓夢>中的說詞﹕“機關算盡太聰明,反害了卿卿性命”。
中國有長期的封建歷史,歷代統治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權術,但心術不正,手段乖惡的,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妒忌有為的將相,當致家國於危險的境地。歷史上,趙王遷冤殺李牧,而自為秦虜;宋高宗殺岳飛,而抗金業毀;明崇禎獄殺袁崇煥,力而不敵清兵。自毀長城之舉,必然元氣大傷。從反右到反彭德懷,直至文化大革命清算劉少奇等大量革命元勛,以至林彪、江青等奸計得逞,國家已瀕於崩潰邊緣矣。
毛澤東熟讀史書,應知無數此等歷史教訓。可惜當權者總有迷惘的一面,偏聽則暗,何況身邊小人當道。文化大革命中,毛竟只信身邊的幾個如毛遠新等聯絡員,自然發展到局面不可收拾的地步。
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事件,總令人覺得講得吞吞吐吐,不能自圓其說,也許正如<資治通鑑>所說﹕“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