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憶錄》早已購備，只因事忙並未披閱。近因為李宗仁口述而撰寫的唐德剛教授辭世，報刊上頗有議論。有說當年蔣介石得知唐德剛為李宗仁撰寫回憶錄，頗為不悅，怕他暴露太多蔣李之間的恩恩怨怨，說將重金或收買或壓制其出版。當時此事如為老蔣手下情治人員得知，唐德剛可能將如江南撰寫《蔣經國傳》般，死於非命。
由此消息引起興趣，因從塵封的書櫥取出此書，準備細看。先看唐德剛的序言，便知唐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高手，其對李宗仁及李蔣關係的分析，便鞭辟入裏，並頗為引人遐思。
蔣李之間的分分合合，在民國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唐德剛說，北伐中的最大暗潮是國共之爭，蔣汪之爭，而李宗仁的那支「第七軍」，是足以扭轉乾坤的中間力量。「他袒汪則無蔣，袒蔣則無汪，容共則共存，反共則共滅」。
唐德剛認為，中國抗戰前與南京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勢力，都以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馬首是曕。認為桂系是「掛着青天白日商標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勛、最有聲望，也最有實力的股東」。「李、白二人如擁護中央，服從政令，則舉國大小諸侯，多會聞風景從。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帶頭造反，則各地地方勢力，也會作或明或暗的響應」。
抗戰時期，桂系共赴國難
抗戰軍興，桂系盡釋前嫌，共赴國難。李、白兩人，皆是戰將，有謀有勇，白崇禧更有「小諸葛」之稱。台兒莊之戰，徐州會戰，武漢保衛戰，李宗仁皆有參與，也打了若干勝利的戰役。但畢竟桂系並非蔣介石嫡系，抗戰之中，時有扯皮，影響戰果。這是蔣介石「分化統治」的模式，權術用盡，以至自食其果。李宗仁也看穿這一點，說蔣的剿共，是用共軍力量來消滅雜牌軍。中央軍的主要任務則是監視「雜牌軍」，是對付自己人的。同黨操戈，從此國民黨的「統一大業」，便成為泡影，永不再來。
說蔣介石的「剿共」，目的是對付「自己人」，是主要的為了消滅「雜牌軍」，則未免小覷老蔣了。老蔣明顯知道共產黨才是他的心腹大患，主力還是要消滅共產黨，用雜牌軍去打頭陣，是一箭雙鵰，借刀殺人，那是他的如意算盤。
派系傾軋，桂系脫穎而出
蔣介石和毛澤東一樣，都是一位權術家。但蔣還過份重視特務系統的作用，重用軍統和中統，以特務控制自己人，也以特務去破壞和暗殺敵人。在「剿共」鬥爭中，又往往由於共產黨情報人員的滲透而敗下陣來。以至他認為從大陸的潰退不是由於喪失民心，而是敗於中共情報人員，因而在亀縮台灣時為嚴防匪諜而施行近三十年的白色恐怖，殺害大量無辜。
國民黨的派系傾軋，也是其衰亡的原因之一。北伐之後，中國仍未統一。共產黨固然有若干山區根據地，長征之後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更是另豎一面紅色的旗幟。此外閩粵、雲南、四川、山東、山西、西北、新疆，各有地方勢力的盤據。而最有實力的，便是桂系的李宗仁、黃紹紘、白崇禧等人。以至於在國共內戰的決戰時刻，李宗仁受擁而出山與蔣介石欽點的孫科競逐「副總統」成功，並有廹使蔣介石「引退」而任「代總統」的一幕。
解放前夕，怒斥蔣介石
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已經病入膏肓，非任何人之力所能挽救。即使李宗仁有過人之處，也回天乏力，因而他只能寄托於與中共談判。據他在回憶錄中說，當年「他不得不誠心同共產黨人舉行談判」，「不得不阻止共產黨人渡過長江，以求得體面的和平」，「必得尋求美援，以制止通貨膨脹，物價狂漲」。
真是談何易哉﹗當年中共勝利之勢已成，因而中共對談判提出的八項條件，就已經表明這是「城下之盟」了，還有甚麼「體面的和平」可言﹗談判之終於失敗，早已為有識之士所料到。
全國解放前夕，李宗仁「檢討戰局，實憤懣不堪」，於是有了怒斥蔣介石的一幕。
時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地在廣州梅花村蔣的行館。李蔣相見時，李說﹕「今天我是以國家元首的地位來對你談話，（當時他是「代總統」）。接着便把蔣過去的過失和罪惡一件件數給他聽。回憶錄中記敍道﹕「蔣先生專横一生，目無法紀」，郤「默坐聽我歷數其過失時，面色極為緊張尷尬」。
言論禁區難逃千夫所指
讀《李宗仁回憶錄》，第一個感受仍然是﹕「權術可以立威整人，但不能利民治國」。終觀蔣介石一生，權術用盡，按李宗仁的說法，“其使權謀、用詐術則天下第一”。他雖能打敗其他派系，但因腐敗而使政權完蛋。梟雄一生，不敵內部腐蝕，終於潰逃孤島，反攻無望，鬱鬱而終。
第二，當領袖的，只有公正廉明，任人唯才，有容人之量，有納言之襟懷，不結黨營私，不獨裁孤行，方能成就大業，以至名留千古。反之則千秋功罪，自有人加以評說。雖有言論禁區於一時，仍難免千夫所指，難逃董狐之筆。
第三，北伐之後，李氏認為「偃武修文，並非難事」。無奈蔣介石無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誅鋤功臣，消滅異已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連禍結」，「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會正義沉淪無遺」。此項歷史教訓，殷鑒未遠，可惜再次在中國大地重演，造成十年浩劫。李宗仁當年，能不感慨繫之，今天讀史，何曾不掩卷三嘆。
評中共有躁進之嫌
第四，李宗仁在中共掌權之前去國，但對北京諸領袖的日夜孜孜，終有今日，私心彌覺可喜。但他也已看出「中共急於工業化，及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理想，不無躁進之嫌」。出諸愛國熱情，他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毅然回國。想不到回國經年，即適逢文化大革命爆發，未能施展所長，也可說是鬱鬱而終。但他遺言「世界政治制度演變的推測，民主社會主義終必大行於世界，蓋可斷言」，與近年此類論點大行其道，有所吻合。書末，李氏套用王羲之〈蘭亭集序〉結語，說﹕「後之讀者，重讀吾書於大同實現之時，亦將有感於斯文﹗」今大同雖仍未實現，今人如願以史為鑑，此回憶錄不無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