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但總帶有一些“協商民主”的成份。所謂“協商民主”，就是小圈子內的民主，這總比朝鮮的封建繼承為好。他們父傳子再傳孫，讓一個二十來歲的黃毛小子來當儲君，馬上加封為國防委員會的副委員長，又馬上升為上將，簡直是國際笑話。
小圈子選舉，算不了真正的選舉，而是“協商”。由黨內高層有影響力人士來協商，推出一位大家都能接受的接班人。
中共十七大推出習近平為下一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接班人，便是“協商民主”的結果。十七屆五中全會再任命他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更進一步明確肯定了他的接班地位。海內外一般輿論，已認可這種“協商民主”的結果，而對習近平，也没有太多不滿的意見。
習近平有接班優勢
習近平並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他有他的接班優勢﹕
第一， 他是從基層鍛練一步步被提拔上來的，並不是坐“直升飛機”。他曾在農村插隊，當過農村黨支部書記、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副書記、省長、省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等等。政權經驗豐富，而且是上山下鄉知青被提拔上大學，受正規教育，直至拿到法學博士學位。
第二， 他雖然是高幹子弟，父親習仲勛曾是中央要員。但習仲勛在毛澤東主政時期是被打壓的。文革結束後他復出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我曾在一次他主持人大代表座談會上，談到廣東不少群眾因生活困難外逃香港，但被視為叛國。我認為這是生活逃亡，而不是政治逃亡，情有可原。習仲勛同意這種意見，並強調一定要促進生產，改善廣東人民的生活。有一位這樣開明的父親，加上他受過父親被打壓而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指出身不好的青年）之苦，相信他不會好了瘡疤忘了痛。
第三， 就我和他的幾次短暫的接触，覺得他是一位平實而謙遜的人，平時沉默寡言，也許崇尚“為政不在多言”的古訓，也許十分慎言，可見他是一位不浮誇重實踐的政治家。
協商民主是中國國情
中國特色的人治，即帶有協商民主成份的人治，是否符合當前的中國的國情呢，這個問題值得探討。但目前要完全推翻這種人事決定制度，似乎有若干困難。如果不是循序漸進，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
有人推銷台灣式的民主。台灣式的民主當然有若干民主成份。但黑金政治和地方封建勢的操縱，仍然不可忽視。中國目前試驗的村鎮民主選舉，也發現不少弊病，族姓和基層幹部的操縱，層出不窮。至於號稱美式民主的菲律賓，獨立數十年，地方封建勢力操縱選舉，以至不惜採用大屠殺的骯髒手段，更是令人髮指。
中國民主選舉制度，一定要實行，但整個進程和模式仍然需要探索。
香港的小圈子選舉
香港算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際上存在三權分立模式，即獨立的司法，立法會對政府行政的制約。而且香港也存在民主的選舉，兩級議會通過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也是通過間接選舉產生。
行政長官選舉雖然是由1500人的選舉委員的小圈子選出，但畢竟仍然是一個選舉。何況已經有一個普選的時間表，2017和2020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都由普選產生。
但是行政長官的產生仍然受到〈基本法〉的制約。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央人民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45條規定，無論由選舉或者協商產生的行政長官，都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實質性的任命。也就是說，中央有權否決香港的選舉結果，當然這會引發香港的“憲政危機”。
中央認可是決定性的
所以，香港的“猜領袖遊戲”中，很重視中央究竟屬意何人當下屆特首，或者揣摩北京的意向。這不僅是由於中央的法律權力是決定性的，而大部分選委也會以北京的意向為依歸。
當然，這位候選人也要得到港人的認同。我曾多次著文說過，行政長官候選人，要港人支持，中央認可，有管治能力，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良才難求，有管治能力這一條，也就可以放在次要地位。但中央認可，郤是決定性的。
正因為如此，香港特首的產生，也就帶有一定的人治色彩，也就帶有“協商民主”的內涵。
要過渡到若干年後的雙普選，就要作出充分的準備，有意競逐特首的政治人物，便要接受普選的洗禮。中央既要放手，也要使中央認可的候選人能有勝算。
2012年上台的行政長官，要起承上繼下的任務，為普選作好充分準備。如果一個極有能力，在五年任內又有顯著政績，得到選民信任，進一步能在普選中得勝，連任十年，當然最好。但恐怕這是鏡花水月，不可強求。我們希望的是五年之內，新人輩出，有人既有能力又經得起普選的考驗，準備迎接新時代。這位2012年上任的行政長官，如果能為普選作好各方面的準備，雖然任期只有五年，比上兩任的更短，也就功德無量，名留青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