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星島日報＞以顯著標題寫出﹕“吳康民廣州搞地下活動”。看後甚為納悶。
細看內容，原來引自一本“回憶錄”。該報道寫道﹕八九年六四政治風波以後，“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含着眼淚說解放前，他在廣州做地下工作，搞學生運動，被發現逃來香港。但國民黨也没有用坦克、機槍、士兵去鎮壓”。
此段報道如果出諸該回憶錄，便是失實的敍述。我當時對六四的開槍鎮壓，十分不理解。面對電視熒幕鏡頭，我的確十分激動。並表示在廣州參過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矛頭針對當年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國民黨雖然不滿學生遊行反對它，但懾於全國學生波瀾壯闊的聲勢，也不敢出動軍警，而是利用一部分便衣特務，扮作工人群眾，在長堤撕打手無寸鐵的學生，造成部分的學生受傷。
是參加者而不是組識者
當年我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大學生，是學生運動的參加者而不是組織者。在學生運動中，有許多大哥、大姐，思想和能力都比我成熟，他們才是組織者和領導者，所以我不敢掠美。
況且，我也並没有“被發現”而逃港。我仍然唸完我的大學課程，寫完畢業論文，在畢業後才來香港工作。詳情都寫在最近出版的＜吳康民口述歷史＞之內。
另一本最近出版的＜中共在香港上卷＞，又寫到上述這個寫回憶錄的人士的回憶。他說，“吳康民在教聯會成立之初，帶隊到教協來拜訪時，感到吳態度傲慢”。
事過三十多年，當時情景已經淡忘。但如果我對教協的領導人“態度傲慢”，又何必登門求教？這是不合邏輯的。倒是我與這位教協領導人有若干次交往，對這位號稱民主派大老的民主精神，是有一些看法的。但斯人已逝，按中國人的傳統，為逝者諱，對死者總要存幾分厚道，許多話便不便說了。
這裡要說明的，只是我在廣州參加學生運動，是“地上遊行”，而没有“地下活動”。
港英迫害，轉入地下
說到地下活動，在香港倒有一次。時間逾半年之久，那是在“六七暴動”，即“反英抗暴”的時候。
六七年春季，我以撰稿人身份，應香港中新社之邀，與該社成員黃德海、司徒嬋等人赴內地旅行參觀。在到延安之時，香港傳來人造花廠工潮事件，而且愈鬧愈大，當時不明所以，而中新社也中止行程，讓大家回港觀察事變。
回港翌日，就被通知參加在銅鑼灣裁判署出發的遊行，之後一場抗暴鬥爭，都在當年“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號召下參與，但懷疑常常浮上心頭。至於演變成為武鬥，違反中央一貫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放置真假炸彈，擾民害民，更與標榜為人民服務的主旨背道而馳。
大石砸死蟹，我們小人物不可能影響決策。但港英當局卻當我是重要人物，終於演出截留汽車，逮捕我的副手的一幕。
事緣學校有一架小汽車，當時由陸姓司機駕駛，乘坐着學校的副校長外出。至鰂魚涌附近，港英特務誤認車中是我本人，即強行截停，連人帶車解往警署，後以莫須有罪行將他們判處徒刑，送赤柱監獄監禁。
至此，我已不可能公開活動，只能轉入地下。並且狡兔三窟，多次轉移居住地點，逃避捜捕。當年好在有一班熱心愛國愛校家長，特別是的士司機。他們消息靈通，且有無線電通訊（那時候還没有手機），可以通風報信。
這是生平第一次轉入地下活動，但仍能對校政發號司令，如嚴禁在學校內實驗室等地試驗爆炸物，反對學校宣布退出會考等等。
年青一代應接受磨練
後來這種所謂“武鬥”，受到周恩來總理的嚴厲批評，毛主席也並無改變對香港長期打算政策，鬥爭漸漸平息。“反英抗暴”無疾而終。港英當局也改變過去漠視民生的高壓政策，中英關係趨向正常，我也恢復地上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雖然很有興趣看地下鬥爭的小說和劇集，因為這比西方的諸如鐵金剛和占士邦的東西好看。前者有人情味而大部分有歷史事實根據，後者荒誕不經而且靠機關嚇人。但余生也晚，没有機會如＜星島日報＞賜予美名，參加廣州地下活動。但我的父兄參加過，所以家庭的薰陶，也略知一二。正如我在口述歷史一書中的序言所說，“我的人生經歷太單一”，“缺乏曲折離奇，峯迴路轉，起伏跌宕，引人入勝”。今太平盛世，正當鬥爭好過危險鬥爭。人是要接受磨鍊的，希望年青一代，都能接受社會磨鍊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