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紅”，是好事。不少紅歌、紅劇、紅書是好的。像歌曲＜紅梅讚＞、＜洪湖赤衛隊＞，曲調悅耳；像現代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歌頌氣節和機警，催人向上；像小說＜紅岩＞、＜青春之歌＞，提倡氣節，不撓不屈，堅強奮鬥，不愧人生。這些都很有教育意義，比當前流行的靡靡之音、胡謅的肥皂劇，亂七八糟的言情小說，要好得多了。
但是，“唱紅”只能提倡，不應作為一個“運動”地去強迫群眾接受。而且紅歌、紅劇、紅書，也要有藝術性的，說教式的、生硬活剝的“紅”，腿是伸不長的。
至於當局下禁令，為了迎接黨慶九十周年，要求全國電視只准播紅劇，其他劇集都要腰斬或延後，甚且曾風靡一時的“諜戰”劇集，也不得播放。總之，就是要在當前營造“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氣氛，迎接大節日。
1991重舉“階級鬥爭為綱”旗幟
這種行政命令式的“唱紅”，可能造成一定的反效果，也給一些念念不忘“文化大革命”給他們好處的人可乘之機。
內地的極左派，可以說是文革餘孽，一向存在，不時蠢蠢欲動。有適當的氣候，他們便興波作浪。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曾多次從輿論到行動，衝擊鄧小平倡導的政策。
舉一個例說，1991年全國人大七屆第四次會議，當時的左風勁吹。中央宣傳大員熊復（好像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紅旗＞雜誌總編輯），便在大會作長篇發言，而且特別全文印發全體代表。他的發言主調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斷言“我們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是現階段我國國內的主要階級鬥爭，在某些情況下還是激化狀態的鬥爭”。
他的結論是階級鬥爭激化，國內外的主要矛盾都改變了。這與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和中共十三大的觀點唱對台戲。
與他唱同一個調子的還有前外交部副部長曾濤。至於人所共知的左王鄧力群，更是鼓吹階級鬥爭論的祖師爺。他後來在香港出版以便“出口轉內銷”的一本書＜十二個春秋＞，便充份記錄了他在中央的極左表演。
鄧力群在扳倒胡耀邦起重要作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經常聽到在內地流傳的“萬言書”，據說是“左派”向中央力陳“資產階級復辟危險”的說詞。這些言論以及若干所謂“學術討論會”，都是極左派向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射出的暗箭。
不要輕視筆桿子，筆桿子“殺人”也很厲害的。鄧力群在扳倒胡耀邦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八七年初批判胡耀邦的“生活會”，鄧力群便作了兩次合共三個半小時的發言。其要害的意見是直指“學潮的發生是與胡耀邦同志的態度直接相關的”。
往後直至現在，極左派的言論和行動反反覆覆。社會矛盾比較突出時，極左派便出來興波作浪。他們輿論先行，也利用他們在上層的影響力，阻撓某些政策的實施。
因此，極左派也可能利用“唱紅”，為他們的左的路線造勢，把“唱紅”作為推行極左的先鋒隊，恢復當年的“文革狂熱”，這點值得我們警愓。
“打黑”大快人心，“抺黑”別有用心
重慶市主張“唱紅打黑”，“唱紅”已如上述，打黑郤是大快人心。大家知道，黑社會欺負平民老百姓，向小商小販“收規”，欺小附大、是社會的害蟲。內地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發展，權錢結合日益嚴重，自然也滋長了黑社會群體。有的基層政權，特別是公安機關，竟與黑幫連體，胡作非為，人民痛恨之極。重慶“打黑”，端出司法局長、公安局副局長文強之流的惡官，自然是來真的，不是做秀。無論是重慶或是其他地方，“打黑”是得民心之舉。
這裡暫不進一步討論“打黑”，而是把“唱紅”和“抺黑”聯繫起來探討。
抺黑，就是有計劃地製造謠言，攻擊正確的一方。為什麼要抺黑呢，極左派要推行“左”的路線，便要抺黑改革派的領軍人物。
誰是改革派的領軍人物呢，溫家寶總理可算是一個。
香港曾出版一本＜政治改革大博弈＞，指溫家寶在去年八月到九月一個月之間，已經七次談論政治體制改革，往後仍然繼續談。今年4月14日在與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的一篇＜講真話，察實情＞的講話，仍然涉及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他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從制度和體制上解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使國家長治長安”。這是他最新的呼籲。
製造謠言，抺黑溫家總理
但是有人並不喜歡這種呼籲，但又不好明目張膽的反對，於是只好採取刪節他的講話的手段，或發表一些不點名的批判文字。
更加卑鄙的是在他的家人身上做文章。這些抺黑資料不絶如縷，以至中聯辦的官員也要出來闢謠。本報2004年11月4日港聞版頭條，關於平保股東一事，便說明“被誤當溫家寶兒子，實乃鄭裕彤代表”。同日＜星島日報＞港聞頭條﹕＜平保股權風波圖抺黑“平民總理”＞。
抺黑兒子不成，又轉抺黑其夫人，說什麼她參觀珠寶展覽時，大手筆購買首飾。其事全屬烏有，以至台灣參展團團長要公開刊登啟事闢謠，以正視聽。
此類抺黑言論，顯然有一定政治目的。溫家寶總理在4月23日會見我的時候，說他没有一個家人在海外，他也從没有為家人講一句話，做一件事。清者自清，謠言是腿短的。抺黑是卑鄙的伎倆，更不應該與“唱紅”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