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是“八十後”﹗ 吳康民

有友儕笑說,我們也是“八十後”。是的,我已經是八十開外的老人了,可是青年時期的滿腔熱情,關心國是,回憶起來,仍歷歷在目。

我的青少年時代,開啟於國難當頭的抗戰時期。一切熱血青年,都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華而奮起。我在少年時期便參加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演話劇、貼標語、到村鎮去向農民宣傳抗日的道理。那時候還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

抗戰勝利,自己仍在大學裡學化學工程。一心以為戰後建設,可以自己學有所成的科學技術,獻身祖國建設事業。想不到“復員”回到廣州,看見的都是國民黨貪官忙於劫收,把日本人和漢奸的“敵產”、“逆產”據為己有。國民黨官員風花雪月,他們的太子黨駕着美式吉普車,招搖過市。而我們這些窮大學生,竟三月不聞肉味。於是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我們大部分學生都參與其中。這場學生運動,遍及全國,成為促使國民黨政權垮台的第二戰場。

時代不同,口號各異

當年的運動的口號是“反內戰反飢餓”。反內戰,是對蔣介石政權的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批判。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一統江山。想不到腐敗是它的致命傷,失民心者失天下,不過三個年頭,蔣氏政權徹底垮台。

我們那個年代的“八十後”,是處在民族苦難和貪官壓迫的時期。反對目標鮮明,得到廣大人民同情,鬥爭取得勝利。

今天的“八十後”呢,民族苦難没有了,祖國已經崛起,國際地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經濟起飛,國力增強,物質豐富,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貪腐雖然嚴重,但和蔣介石政權不同。國民黨政權有“四大家族”,貪腐自上而下,面廣根深。現在中央強調全力肅貪,雖仍有制度和力度的問題,但與舊中國顯然有所區別。至於香港,貪腐是極少數,廉政譽滿國際,也是內地有所借鏡之地。民族苦難與貪腐問題並不存在。那麼香港的“八十後”反對些什麼呢。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

不可否認,香港的貧富懸殊相當嚴重,地產商成為暴富的一群。樓價高企,中產一族置業不易,更遑論普羅大眾了。某些行業有壟斷市場之嫌,如超級市場。有人賺錢實在太易,如某些股票上市,大商家獲得配售若干,一夜可賺上千萬。但有的打工仔,胼手胝足,開夜工加班加點,也付不起一層樓的首期。

青年人有抱打不平,關懷社會的熱心。早年的保釣運動,是關心國家民族利益的延續﹔反對天星小輪加價,是批判企業家謀取暴利的始祖。今天的反高鐡行動,也帶有反權貴的味道。“八十後”認為高鐡只為方便企業家們來往內地,對本港一般來往內地的普羅大眾裨益不大。花這麼大的一筆公款,在路段和選車站之中,也可能有明益某些地產商之嫌。凡此種種,都可以煽起反官商勾結的情緒。

八十後的反建制命題

與反對立法會繼續設功能組別聯系在一起,這個反官商勾結的情意結就更加明顯了。功能組別被認為是使有的人享受“免費午餐”,而確有的功能組別的議員更是“戶位素餐”。這種種因素聯系在一起,就成為“八十後”反建制的重要命題了。

“八十後”不是一種偶然現象,是一種時代的特徵,只可疏導,不可強壓,更不應亂扣帽子。應該肯定的是青年人關心政治、關心社會的熱情,不應該激化矛盾促成他們採取過激行動。

“六四政治風波”的學生運動雖有過激行動和不策略之處,但判斷錯誤、疏導不力終於惹成悲劇,至今成為共和國尾大不掉的一個政治包袱。前車可鑑,特區政府和有關機構,對於青年問題,應該認真而慎重行事。大企業家們正在有計劃地培養他們的第二代,廣大的普羅大眾的後代,難道不應是我們的社會未來的希望,並應該獲得我們更多的關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