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為什麼“轉軚”?

在香港立法會即將表決政改方案的前夕,中央政府突然轉軚,同意民主黨提出的新增五席區議員互選的議席,採用一人一票的方案。

為什麼?當然可以說是順從民意。但是這個急轉軚,也使不少建制派人士撞得焦頭爛額。特別是在稍前的614,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郝鐡川,還主動會見傳媒,指出民主黨的方案無先例慣例可循,無法律依據和無必要。不過兩天,風雲突變,范徐麗泰、梁愛詩、陳弘毅等法律界和接近中央人物,紛紛變調,內裏乾坤,當然值得探討。

毛澤東理論值得參考

毛澤東在說及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說當年國民黨中,頑固派還站在支配其黨的政策的地位,但它的大多數黨員並不一定是頑固派,必須“利用他們的矛盾,採取分別對待的政策,用極大力量去團結國民黨中的中間派和進步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745頁)。

毛澤東十分強調革命的兩面政策,說頑固派也有兩面性,指出他們在反共方面也有兩面性,因此我們在政策也應有兩面性。不僅對待國民黨,即使對待漢奸親日派,對帝國主義,都要有所區別,利用矛盾,争取多數,反對少數。並且指出“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仍然是過左的觀點在作怪”。(見同書第752頁)

我們有的人號稱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但對毛澤東理論方面,又學得懂多少呢?毛澤東在建國後的實踐上犯了嚴重錯誤,但他在解放前的思想光輝,是不應抺殺的。

民主黨有所覺醒

有的人認為泛民主派的溫和力量與激進力量,只是一丘之貉,只是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紅臉。因此不值得去爭取,這是完全錯誤的。

泛民主派過去認為用反共、反建制來爭取民心,形成強大的反政府力量,可以廹使政府讓步。甚至如公民黨之流,不諱言將要奪取政權,成為執政黨。

但是近年來,泛民內部健康力量,認識到祖國的堀起,無論在經濟和國際地位上,在國際活動如奧運會,世博會等,都取得非凡的成就。雖然社會上仍存在不少問題,但這個政權是進一步鞏固而不是風雨飄搖。同時,也承認香港不過是祖國的一個特區,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制改革有最後的決定權,如果否定這一點,要變香港為獨立的政治實體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採取較為務實的態度。

這一次的香政治改革爭議,民主黨倡導成立普選聯,提出五個區議會議席用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作為下台階,作為與政府改改方案妥協的一種形式,便是他們在反覆分析祖國形勢之後的一種轉變。

有人對這個轉變缺乏估計

但是我們有些朋友,對這個轉變是否有足够的估計呢?是否有着新形勢下的新思維呢?

當然,新形勢下新思維的人,未必有決策能力和權力。有些人習慣看上頭的臉色行事,有的人更是上頭着緊三分,他們更要加到十足。於是一有急轉軚情事,不碰得焦頭爛額幾稀矣。

但這一次的急轉軚仍然是個謎。是香港有人“謊報軍情”,令中央寸步不讓,後來中央又了解到實際情況並衡量利害後作出轉軚決定的嗎?

李鵬飛常常以政治消息靈通自稱,並說經常接到北京電話,我們姑妄聽之。他說這一次北京轉軚,梁愛詩的功勞最大,是不是有些言重了?就我與詩姐相處多年的觀察,詩姐是一個穏健的人物,並不是獨挽狂瀾的關鍵之士。中央決策人物不會只聽一個人的,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之前又作出不讓步的決定?更迫使中聯辦官員作出“無法理依據”和“没有必要”的說詞?迫使<大公報>兩天的社論調子截然相反?(見<信報>68拙作《是鬆一口氣,還是陰霾密布?》)

中央政府從善如流

肯定北京高層先作出不讓步的決定,才有香港一連串的重要人物和社團的相繼表態,連帶中聯辦作為官方機構也相繼公開表態。最後來個急轉彎,顯然是中央領導人權衡利害,作出這個轉軚的決定,說明他們從善如流,不文過飾非,使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特區政府的管治能步入比較穏健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