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治 吳康民
人治，就是憑個人的主觀意志，發號施令，去管理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人治的極致，就是“一言堂”，“個人說了算”；就是“獨裁”，“一意孤行”。
人治的相對詞是法治，法治是有法可依，依法行事。但不健全的法治也可能是人治底下的程序游戲。
因此，人治的對立面應該是民主選舉。只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建立民主的管治體制，才能克服人治的弊病。
民主選舉也有真假之分。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選舉，往往鬧成糾紛。賄選之舉不在話下，他如或因民族或派系的鬥爭亂作一團，或因外國勢力的干預而發生所謂“橙色革命”。選舉之後，社會並不安定，局勢仍然混亂。近月上新聞的，近如泰國，遠的如非洲的津巴布韋。
人治與法治混合制
中國算是個什麼類型的國家呢。過去強人當權，如毛澤東，那是十足的人治。他的話是“一句頂一萬句”。中國的人治，以毛澤東時代最為登峰造極。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重視了法治建設，連年通過全國人大，制訂了200多部基本法律。應該說，已經有了一個法治的框架。但是中國的封建傳統太深厚，民主的傳統太單薄，法治没有民主的基礎，就不是真正的法治。因此，連中央領導人也承認，中國至今仍存在着“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執法不嚴”、“裁判不公”等有違法治精神的情況。
一方面，是中國的民主建設仍然滯後，監督的機制不健全；另一方面，黨政關係混淆不清，黨委為上級任命，管轄各級政法機關，缺乏制約機制。
可以說，中國現行的政制是一個人治與法治混合的制度，但以人治為主。正如筆者常常指出，中國提倡民主集中制，但集中遠大於民主。
鄧小平強調效率，反對“扯皮”
鄧小平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看到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病，大膽倡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並說“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廹性”，“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以貫徹”。
但是他並不反對“人治”。只是說“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係”。鄧小平反對西方政治體制的三權分立，認為三權分立變成三個“政府”，互相扯皮，影響行政效率。他的潛台詞還是，要有一位有權威的最高領袖拍板，工作會好辦得多。傳說他曾對剛上台的江澤民說過﹕過去是毛澤東說了算，今天是他說了算，如果江能達到自己說了算，鄧就放心了。
所以，鄧小平的政治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既要人治也要法治，人治和法治相結合。法治是為了有個制度，人治則是有助提高效率。這就是集中高於民主的理論基礎。
任人唯親影響深遠
西方的法治國家，也難免有人治的因素。布殊總統主政八年，劣績斑斑，廣東俚語說是“衰到貼地”，這就是人的因素。當然美國人民可以不再選他的繼承人，但八年也就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新加坡是一個法治國家，但李光耀這個超級資政，影響也實在太大了，而且永不言休，並傳位於子，這也是人治。
所以，人治或者不可避免，只是不應讓它處於主導地位，特別是在人事任免上。但如果不建立民主機制，危害可說不可避免。以毛澤東的精明，郤任用了林彪、江青這些壞傢伙。近年陳希同、成克杰、陳良宇等能進入中央核心，難道不是某些高層提名的人治錯誤？
至於近年的賣官鬻爵，以及所謂“帶病提拔”（即已有嚴重問題的官員仍受到提拔），並不是個別現象。以至於在基層幹部、中級幹部中，貪腐的不是個別人而是一層人，使檢舉和查處增加了難度，這更是人治種下的禍根。
民主制度不是萬能藥方
有的民主國家也不一定比人治的國家強，請看我們近鄰的兩個國家﹕菲律濱和印尼。菲律濱二戰前是美國的殖民地，戰後獨立，政制完全是學美國的，至今經濟仍是一團糟。群島國得天獨厚，旅遊資源豐富，連旅遊業都停滯不前。首都馬尼拉的市政建設也大致上是50年不變，難怪當地人指着椰子宮那幾個著名建築，說還是過去那位既獨裁又貪腐的總統馬可斯時期建築的！
印尼更是如此。30年獨裁的蘇哈托政權，下台已逾十年，直到今天逝世。但現在印尼的經濟會不會好過當年呢？蘇哈托上台時，印尼人均生產總值是70美元，到1996年他下台時增至1160美元。蘇哈托家族的貪腐是世界有名的，有人封他為世界第一貪。他下台了，他的家族和其他的貪官們，盤根錯節，仍然主宰着國家的經濟命脉，並且內外勾結，涉及到許多外國壟斷資本。現政權誰也不敢動大手術，就是這麼拖着。
貫徹民主多於集中的制度
個人的權力過大的“人治”，連鄧小平都認為不好，並轉述毛澤東的話，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麼這些發達的西方國家不會發生這種“嚴重破壞”法制的事情？就是他們有民主的制約。權衡得失，有了一些扯皮，但減少重大失誤的危險，還是值得的。
筆者認為，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防止個人獨裁，不失為一個好的制度。從群眾中通過民主集中了大多數人的意見，經過整理再放到群眾中去討論，再集中起來作出決定，這是好的。執行中應該是民主多過集中，而不是民主只跑過塲，最終是長官意志主宰。如果要創立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首先應從民主多於集中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