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看題目，以為我是在作分析高錕科學成就和研究歷程的文字。我對光纖科學素無研究，當然不會在這方面班門弄斧。30多年以來，每每有華裔科學家得獎，我就常常在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中國人，總是在英美，特別是在美國，才能出這樣的研究成果，獲得最高榮譽？

從1975以來，華裔有九位獲得諾貝爾獎，其中八人得化學和物理獎，除高錕是英籍外，其餘都是美籍。包括高錕在內，都是在美國研究尖端科學有成的。

美國當然有許多缺點，去年出現蔓延全球的經濟危機，便是華爾街金融大鱷貪得無厭闖的禍。美國動輒派兵侵略他國，從越戰到入侵伊拉克，都犯了嚴重戰爭罪行。美國也有政治廹害，上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政治審查，震動了整個影城荷里活，世界聞名的喜劇大師差利‧卓別靈，被廹遠走他嫏。美國歷來的人權紀錄並不光彩。

高錕在寬鬆環境下成長

但是，美國的尖端科技，仍然節節領先，許多頂尖兒的科研成就，都出在美國。美國的一些著名大學的研究成果，在全世界來說，是頂瓜瓜的。

要尋求這個答案，我認為由內地的權威輿論和人物來回應，更為合適。翻閱今年國慶前後的北京〈人民日報〉，有一些論點頗為引人深思。

10月6日，高錕被宣布得獎，9 日〈人民日報〉發表〈諾貝爾獎離我們有多遠〉的評論。它在開頭便說﹕“那些偉大的發明和發現，往往藏身在遠離金錢和功利的地方，只有不為它們所累的人，才能輕裝跋涉，找到這自由的王國”。這不是對中國學術界的現實隐晦的批判麼。

評論中寫道﹕“高錕是幸運的，他自幼在寬鬆的環境下成長”。好一個“寛鬆”啊﹗是的，高錕在香港讀的中學，然後到英國深造，在英美都進行了光電科學的研究，還在香港中文大學當了九年校長。

評論說高錕在中大“有條件去塑造學生們自由的心靈”，塑造“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有自由的心靈，敢於表達意見，可以說是科學發明之母。

王蒙呼籲“應天承運”

著名作家王蒙在慶祝國慶60周年的一段話，刊登在9月28日的〈人民日報〉上。

他說﹕“思想不解放，才步難行。而時間與生活本身，定能破除偏見，常識與大眾本來就不介意於那些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解放思想如果是回到常識，回到理性，回到務實，回到民心民意，就絶對不可怕，而是順理成章，應天（客觀規律）承運（歷史潮流），長治久安”。

王蒙素以講話四平八穏，婉轉隠晦著稱。但上述的一段話並不難懂，主管宣傳文化的官員大概看懂了吧。為什麼要那麼多的“條條框框”呢？為什麼要那麼害怕呢。新中國成立60周年了，國力強大有目共暏，總應該應天承運了吧。

香港向內地推廣流行歌曲

〈人民日報〉9月28日還有一篇談音樂的文字，題目是〈從閉鎖到多元〉，指出過去在音樂上的清規戒律太多，到了改革開放時，“闊別中國大陸數十年的流行歌曲隨着鄧麗君“甜蜜蜜”的歌喉重新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青少年一夜間成了流行歌曲的信徒“。

該報還肯定了香港﹕“毗鄰香港的廣州成了新中國流行音樂的橋頭堡和根據地，遍地開花的音樂與茶座與音像製品急劇地改變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記得前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主政的時候，便曾經因為允許群眾唱流行曲跳現代舞而與中央某元老有所爭執。可見在意識形態領域有些頑固派一點也不放鬆。如果極左派得，香港便會成為“急劇地改變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的罪魁禍首了。

創造更有魅力的中國

60年了，要問“諾貝爾獎離我們多遠”，便應該檢討我們如何能創造一個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寛鬆的環境”，如何能塑造一個“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如何消除“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如何“回到民心民意”、“應天承運”，那才能創造一個更有魅力的中國。諾貝爾獎能得到多少，郤無關宏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