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溫州段發生高鐵撞尾的重大慘劇以後，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開展高鐵在建項目的安全大檢查，適當降低新建高速鐵路營運初期的速度，並對擬建鐵路項目重新組織安全評估。
中國人有句老話﹕“欲速而不達”。想當年，高鐵建設如火如荼的時候，高鐵行駛速度“你追我趕”，競相提速。我乘過兩次高鐵。一次由北京至天津，另一次由廣州去武漢，行車的最高時速約315公里，不算太快。但這是去年的速度，今年據說加快，不少達到時速350公里，正在向400公里進軍。要創造一個世界紀錄，不料便在溫州地段出了一次大事故。
溫州高鐵事故，並不是高速所致，據說是信號燈和人手判斷錯誤。但高鐵建設在今年以來，的確有點“大躍進”的味道。現在及早刹車，重新檢查高鐵安全程度和建設、運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未曾不是一件好事。
上世紀大躍進教訓深刻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從反右鬥爭之後發動的“大躍進”，違反科學規律，違反工農群眾的生產經驗，一味聽從最高領導的瞎指揮，大煉鋼鐵，大搞高產田，造成三年大飢荒，餓死和非正常死亡達四千萬人，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場最大災難和慘劇。
這個教訓是深刻的。當年最高領導人還是不肯認錯，先是有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之爭，即說缺點微不足道。到後來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還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議論。導致廬山會議上明批彭德懷，暗指劉少奇，種下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的禍根，使中華民族遭受一場空前的大劫難。
現在高鐵建設的“大躍進”，雖然只是局部的問題，並好在及時從一場災難中汲取教訓，立即降速。證明當前的中央政府，已經比以前成熟得多。
“左”禍是災難之源
“左”的根源在中國共產黨內，根深蒂固。中共在未執政以前，就已經多次受到“左”的困擾，傷害了許多幹部，並迫使放棄蘇區根據地而進行長征。新中國成立以後，一向都是“左”的思潮抬頭，無論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肅反鎮反、反對地方主義，都受“左”的影響。到了反右派、大躍進、高舉三面紅旗，更是“左”的思潮佔上風，既傷害了廣大群眾，也令社會主義建設倒退。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左傾思潮的大爆發，成為延續十年的大浩劫，導致中國的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萬千人才受到摧殘。難怪鄧小平在撥亂反正之後的最後一次南巡講話，曾語重心長地說﹕“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的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的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並說﹕‘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愓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改革開放以後迄今，‘左’的幽靈還經常在中國大地徘徊，不時出來干擾一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
高鐵建設的“大躍進”能够及時得到糾正，不僅因為有了這一次溫州高鐵慘劇的血的教訓，也由於舉國上下對歷史上急於求成的“左”的悲劇有所警覺。而最高領導層的頭腦冷靜而不發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事物也是辯證的，高鐵降速也不等於一減到底，不能忽視高速鐵路的營運是群眾出行的需要和鐵路運行效率的提高。有的人便擔心，全面降速，高鐵列車運行的密度將會下降，這便會出現客運買票難的問題，而且對鐵道部門的營運產生不良影響，也對高鐵沿線的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連鎖反應。
但是，事物是辯證的，降速是為了日後的提速。高鐵就是高速運行，在科技和安全檢查過關之後，仍然需要提速。近十多年來，中國的鐵路都經過多次提速的，但卻是循序漸進。列車已從平均時速54.9公里，提高到65.7公里，部分線路的非高速列車都曾達到時速200公里。
中國經濟發展仍有不少問題
中國高速鐵路的提速和降速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說明中國在經濟建設中有一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好開頭。現在有不少人對中國當前經濟的發展的“高速”也有許多議論。特別認為當前中國工業發展以浪費自然資源、污染環境等為代價，生產廉價的輕工業產品適應西方發達國家消費者的需要，是否值得。這種高速發展工業的代價太大了，需要檢討。又如前年廣東提出“騰籠換鳥”的政策，即急於淘汰勞動密集的工業，換入技術密集的工業。但此政策是否能由領導一個號召便“騰籠換鳥”成功，頗為存疑。不久，北京《人民日報》便發表文章，說中國仍需要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因為由農村釋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必須由勞動密集型的工業來吸收，不是一說要“換鳥”便可以換掉的。
應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這次高鐵發展能迅速從“提速”改“降速”，證明我們的這個社會和領導層已比前成熟。不像過去“大躍進”之後原本糾“左”，而由於最高領導人不肯承認錯誤，反而趨向更“左”，終於闖出大禍，造成“文革”十年浩劫。今天，因一次大事故而引至反思，終於做出糾偏的決定，當然是一件好事。不過，我們仍要記住鄧小平的話，“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鐵道部長期以來形成一個“獨立王國”或“半獨立王國”，缺乏嚴格監督，與這次重大事故和種種錯誤有關。只有打破這種種獨立王國的思維，加強監督和制衡，才可能有效防止類如這種“大躍進”式的錯誤再次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