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官場官僚主義盛行，對於各級、各部門的工作情況不作深入了解，或是只看表報了事，或是走馬觀花“視察”一番。浮光掠影，毫不了解實情，於是造成形象工程流行，報喜不報憂成為常態。官場陋習，至今未改，積重難返。領導人在上面作洋洋大文的報告，說什麼要“大力推動政務公開”，“要讓人民群眾更加全面了解政府工作，更加有效地監督政府行為”，但是只要看看群眾上訪有增無減，地方群體聚眾示威事件頻發，各地“維穏”編制和經費大幅度增加，便知道官民矛盾達到何等嚴重的程度﹗

領導對下級了解不深入

形象工程流行，始於各地大建樓亭館所，大搞所謂地標。後來雖經中央三令五申，禁止興建豪華辦公大樓，但禁者自禁，各地形象工程的建設更是變本加厲。

最近因為中央推行城鎮化，縣以下的村鎮搞形象工程更為積極。因為縣城村鎮有多一點的高樓大廈，便有機會被評定而升級為市。縣和村鎮的官員都可以官升一級，這又是地方大搞形象工程的另一個誘因。

歸根到底，就是領導對下級的政績了解不深入，憑下級書面匯報，或是走馬觀花地視察一番，以印象評分，以招待逢迎的印象定幹部升遷。這也是公費吃喝愈來愈豪華，招待上級官員愈來愈花心思的原因。

由於中央決定﹕“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幅射作

用大的城市羣，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已經成為戰略方針。如果中央没有狠抓遏制大搞形式主義的形象工程，則城鎮化可能並没有真正發揮大中小城市的協調作用。

以數目字評定政績

同樣的弊病也出於對意外事件的死亡人數的評績。據說某市如有交通意外，煤礦崩塌、高樓大火之類的慘劇發生，上級便多以死亡人數多寡來評定該地或部門的政績。例如說死亡人數在十人以上的，是一個評價，再上若干十人的，又是一個評價。於是有當地或當事部門便在上報中，往往壓縮死傷人數。如死亡逾十餘人更只報九人。特別是一些煤礦的礦難，多有“毀屍滅跡”的，以免上級加大處分。年前浙江的高鐵事故，竟有將失事車廂在當地“活埋”的怪事，並對事故原因則請多推搪。總之，有關方面總想推缷責任，這些都是已經公開的秘密。其他不少事故在發生之後，地方或部門隠瞒不報或以大報小的不知有多少。

況且，如有傳媒如實報道，必遭打壓。不少地方又以“維穏”為名，壓制知情人的揭發或上訪，為此製造更多的冤案。

根源在於官僚主義

報喜不報憂源於長期存在的官僚主義。鄧小平早在三十三年前就指出，“官僚主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歷史現象”。並說我們的官僚主義“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於舊中國的，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它與我們“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他認為應下放權力，讓下級“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處理”，“而不應統統拿到黨政領導機關，拿到中央部門來，就很難辦”。官僚主義者靠一些數目字的規定來判斷下級的政績，結果便出現報喜不報憂的現象。所以，形象工程流行，報喜不報憂成為常態，官僚主義才是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