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以前，中英談判香港問題之際，鄧小平作為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曾多次發話，提及香港回歸祖國以後的若干政策。其中有關回歸後的治港人才，他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說的一段話是﹕
“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者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看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鄧小平把香港人也按照內地左中右的分類法，分為左右翼和中間派。那麼，當年的左中右，究竟指的是些什麼人呢？
左翼容易理解，就是那些在解放初期，甚且在二戰結束後，就在香港從事愛國公開活動的人。就是被目為老左派，包括當年的愛國工會、學校、社團的負責人。
至於所謂右翼的呢，在早年應該是指那些親國民黨的。解放後國民黨人從大陸撤退，跑來香港，從事工運和其他商業活動。國民黨的勢力在解放前後的香港，有相當的基礎。他們有不少學校，有工會和工團的聯合組織；有商會有報紙。解放後他們仍堅持“中華民國”正朔，每年“雙十”要慶祝“國慶”。一九五六年還因為掛國民黨旗而引致一場“九龍暴動”。這些親國民黨人士往後有不少分化，有的便不再參加政治活動，有的由於經濟利益也投靠了愛國陣營，不過明顯分化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這些過去親國民黨的，大概就是鄧小平所指的右翼分子。
不談政治便是中間派
至於香港土生土長，又不談政治，在商言商的工商業者，和没有明顯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大概便是所謂“中間的人”。
那時候，中間派是多數，左右翼是少數。有明顯政治傾向而且活躍在政壇的左右翼人士更是少數。正是因為這個數量比，所以鄧小平指出應該多選些“中間的人”。
回歸以後，這些“中間的人”不少已向“左翼”靠攏，特別是工商界人士。為了工商業經營的利益，他們都變成愛國商人了。許多人更被任命為人大代表和各級政協委員。可以說，這些人都靠左了，那麼，他們還算是“中間的人”，還是已變成“左翼人士”？
至於在港英統治時期的公務員，當局聲稱公務員是中立的。所謂中立，就是公務員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就是不算是公務員的津貼學校教師，因為接受港英的俸祿，也要“中立”，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否則輕則開除，重則遞解出境。
回歸以後，他們仍然當他們的公務員，按《基本法》規定，其職務及待遇不變。這些人大概也還是“中間的人”了。
三任特首都是“中間的人”
“中間的人”，應該是最吃香的人，應該在香港當權，更應該被選為行政長官。
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就是一位“中間的人”。他是個商人，但在香港的工商業活動中，他並不是如霍英東、王寛誠、湯秉達那樣，早年就是愛國商人。他的父親董浩雲，更是有點親國民黨的背景。他自己也當過港英的行政局議員。正因為他是“中間的人”，所以當選第一屆行政長官，並無異議。
第二任行政長官蔭權，原是港英時代的高級官員，當然更是“中間的人”。他和左派愛國人士毫無瓜葛，況且領了英國的爵士銜頭，更加絶對是“中間的人”。
第三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土生土長，在香港及英國接受教育，父親是警察，自己既是專業人士，也實際上是生意人。在學期間並無與左派愛國人士有所接觸，也並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只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參與香港《基本法》咨詢活動，最後擔任秘書長職務。當年參加基本法起草與咨詢活動的各界人士多得很，包括既為反對派頭面人物的李柱銘、馮檢基，還有當年的政商界名人安子介、羅德丞、黃保欣等人。為何要以梁振英曾擔任一個小小的秘書長就把他列為“港共”分子？這是有意把他“抺紅”的政治伎倆罷了。
“中間的人”能人不少
香港“中間的人”有的是，能人也不少。說左翼和右翼要少些，應多選些中間的人。現在的右翼就不是親國民黨的分子了，而是裡通外國或者是“港英餘孽”等人。反對共產黨不足畏，只要是為鄧小平所說﹕尊重自己的民族，即有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擁護祖國對香港的主權，即不把香港搞成獨立的政治實體；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穏定，即不搞癱瘓香港的暴烈行動以弱化香港的國際地位。就是說，“愛祖國，愛香港”。他們雖然不喜歡共產黨的某些政策，甚至不愛共產黨，但他們既可以參政，也可以競逐行政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