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後，中央派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易人。原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升任駐港中聯辦主任，官升半級，成為正部級官員。
回歸15年來，中央派駐香港中聯辦主任有三人，分別是姜恩柱、高祀仁和彭清華。他們是中共中央第十五屆、第十六屆、第十七屆中央委員，而且應該是因應他們的職務而當選的。
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早已定為中央正部級單位，因此其主管在黨內地位一般該是中央委員這一級別。這一次，派出的主任既是國務院港澳辦的副手，又是中央候補委員。難免令人有此疑問，香港的中聯辦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是否降了一級？
當然，公開的說法肯定是否定的，一切不變﹗正部級還是正部級，都是直屬中央，没有任何改變。
強化對港工作領導
但我卻有一個想法，這是中央強化對香港工作領導的跡象。去年以來，香港的政治生態有重大變化，本土的反對勢力增加，對中央依照《基本法》執行“一國”權力有抗拒情緒。在去年的特首選舉中，利益集團和港英餘孽不滿中央的取向，因而和泛民等反對派聯成一線，阻撓新政府的依法施政。加上傳媒的話語權一向不在建制派手裡，他們更抓住一些個別事件，誇大其詞，干預新特首的施政。
梁振英的班底和智囊，由於先天不足，舉步維艱。半年多以來，更加未能施展拳腳，連“適度有為”也没有做到。
反對派口口聲聲譴責“西環治港”，可能引起中央的顧忌。所以張曉明下車伊始，便向記者表示﹕“西環不治港，西環要盡職”。也就是說，香港仍是要維持“高度自治”，但北京根據《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代表中央駐港機構，一定要依法把這些權力掌握好。
美英勢力加強活動
近年來，美國積極部署進入亞太地區圍堵中國，並且由日本這個爛頭蟀當先鋒，把釣魚島事件弄到“戰爭邊緣”。這種玩火行為，作為祖國前沿的香港在中央外交，國防戰略部署中，是一個前哨站。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是美英作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中央對香港的關注，顯然不僅在於本地的政治事件，而是聯系到美英在港的政治部署和戰略企圖。“二十三條”立法，主要便是針對外國勢力進駐香港採取的防範性的措施。但自從2003年立法失敗，擱置10年，仍未有重啟立法跡象。中央對香港有一條最重要的底線，就是不容許外國勢力利用作為反華基地。
但從年來香港政治生態看來，英國人利用其多年統治所形成或潛在的人事脉絡，布置若干線索，蠢蠢欲動，並與美國情報部門聯成一線，其能量不可低估。中央在香港既然要管外交和國防，自然對這些外國勢力的種種行徑，賦以特別關注。
加強對港工作領導
面對本港及國際活動嚴峻形勢，中央必定要加強對香港工作的領導，權力相對集中在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及其執行單位的港澳辦。因此，香港中聯辦的職責可能有所減弱。按照已故周恩來總理的遺訓“外交無小事”，也許當前的香港也無小事，必須加強請示報告。如果涉及國際勢力的活動，涉及外交和國防層面的問題，恐怕要報港澳領導小組，由他們討論決定。
當然，並不是中央對張曉明不够信任。他應該是一位熟悉以往香港情況，更加上是對《基本法》有精湛研究的年青學者，能力不可低估。但他的前輩都認為“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他面對空前複雜的香港新形勢，自不能掉以輕心，更多的請示報告在所難免。特別要認真分析來自四面八方的真真假假的情報，各類頭面人物的言論和反映，以及他們和北京的人脉關係。這類分析，當然要和國家對國際間的宏觀分析相結合。
不許香港成為國際反華跳板
中央對香港有一條底線，就是絶對不能成為美英勢力包圍進攻中國的跳板。美英勢力利用香港越猖狂，北京關注香港這個關口將更加嚴厲。
2017年的特首普選，反對勢力將以此作為控制香港的一個突破口，這幾年的議會鬥爭和選舉鬥爭將更為嚴酷。北京的態度肯定是絶對不能失控，不能有一位反對派的頭面人物擔任普選特首。因為《基本法》規定香港行政長官應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如果選出一位北京不能接受的人物擔任特首，中央肯定將不予任命（《基本法45條》）。
為避免這種情況出現，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委員會篩選是必要的。
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對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的爭議是無可避免的，這兩年的政制爭拗將達到新的高潮。如此複雜的局勢，中央不能不強化對香港工作的領導，加重了北京的職責，相對來說，便減弱了香港中聯辦的決策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