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最近北京出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傳高義（EZRA F‧VOGEL）的《鄧小平時代》。而且是北京、成都、深圳三地同時發行，預訂書本數量已達五十萬冊。

這本英文版的《鄧小平時代》，二0一一年由哈佛大學出版。去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我對這本厚達八百多頁的巨著曾摘要地閱讀一遍，至於北京版本則還未見過。

北京對該書的評價是，有豐富的史料和檔案資料，加上獨家訪談，對鄧小平的個人性格和執政風格進行了深度分析，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歷史進行了完整而獨到的闡釋。總之，這本書是客觀、中立，更追求資料的真實性，通俗易懂，研究札實，有思想深度。

我特別關注書中有關“六四政治風波”的描述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對江澤民的批評。作者對這些歷史事件並不忌諱，的確有着相當客觀的描述。

四位領導 不易評說

因此，按我的估計，北京出版的《鄧小平時代》，可能是一本“潔本”，也即是刪節本。如果不是，那就是一個言論開放的新時代即將降臨了。

新中國成立以後，經歷過四位最高領導人，那是以權力，影響而不是以地位來評定的。因此，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可以不算，只能說是有四個“核心”。他們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胡今天仍在台上，暫可不論。毛、鄧、江三人，除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作出過決議以後，對他的評價略為放寬。官方的評價仍是“功大於過”，但民間的評論卻剛好相反。中國的傳統是“為賢者諱”，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功過，一向列為禁區。除毛之外，對鄧和江的公開評價，一向也是不禁自禁。但既然是“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那麼哪位領導人能是十全十美的呢。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並力行之，今天的得之不易的局面，肯定與他有關。無論如何評價，他都是功大於過的，相信這一點並無爭議。至於在“六四政治風波”中力主鎮壓，在拉胡趙下馬方面，是功是罪，仍是有待評說。

六四風波和南巡講話

傳高義在《鄧小平時代》的第二十一章中，評說了“天安門悲劇”。這一章的確有着十分客觀的描述。但與此同時，他也提出了六七個“假如”，代表了世界上許多關心同情中國人民的人們的問號。作者也肯定，“我們不知道答案”。並指出事件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相對穏定和經濟上快速增長。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和一連串講話，表示了對當政者在六四風波以後執行“改革開放” 的倒退和保守表示不滿。其中矛頭隠隠對着他們一幫元老們扶之上台的江澤民。

一九九0至九一的全國形勢未能令鄧小平滿意。他認為﹕“只有放棄保守的經濟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蘇聯和東歐的覆轍”。但是鄧的話“依然没有起更大作用”，於是他在南巡講話中，有針對性地說了“誰反對改革、就讓誰下台”的狠話。

鄧小平在珠海召開了一個與軍事規劃有關的會議，批評了“當前領導没有做任何有用的事”。聰明如江澤民者，在面對“潛在競爭者”喬石，迅速地轉了軚。

這些有關的章節，如果原原本本地公開給內地的讀者，那就是言論開放的一個里程碑。

東方日報2013年1月31日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