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報發表了《我是香港人，更是中國人！》一文後，有一位不認識的朋友余福渭傳來了一封長長的電郵，和我討論這個身份認同的問題。他指出﹕“在香港愛國是受排斥的，愛國輿論是被非議的”。他又說，有的人也說自己是愛國的，但不是愛共產黨的中國，只是愛中國的壯麗河山，悠久的歷史文化云云。同時，他說“主流輿論是反共的”，“連明報這樣自稱公信第一的報紙都是明顯傾向民主派的”。
在這裏，需要探討香港的政治生態，並作一些分析，回應這位余先生的觀點。
第一， 香港人口的組成，有一半或者超過一半是在內地歷次政治運動中移民香港以及他們的下一代。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內地的“鎮反”、“肅反”、“土改”、“工商業公私合營”等等政治運動中有一批人跑來香港，其中不少是江浙人士，即俗稱“上海人”。第二次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在“大躍進”產生“大饑荒”中逃港的難民潮。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逃避迫害而跑來香港的。第四次是改革開放初期，內地放寬與港澳有關係的人出境而來港定居的。這幾次的移民潮，來的多數對內地的政治運動有所不滿。這些人及其後代，大部分對內地政權的若干措施，都採取保留甚至反對的態度。
第二， 香港的中產階級以及專業人士，不少是留學英美或者是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影響較深，相信和崇尚西方的人權觀點和價值觀。
第三， 港英當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特別是經歷過六七暴動的教訓，改變了過去的殖民統治高壓政策。並不再派來專管殖民地歧視子民的官員，而是任命外交部懂得與中國打交道的官員，麥理浩、尤德、衛奕信都是。他們懂得審時度勢，更多外交手腕。同時，採取較多的懷柔和福利措施，如大量興建公屋和居屋，使約一半居民受惠；並在綜援、老人生果金、醫療和社工照顧等方面做工夫。由於加上後來受惠於內地改革開放，港人就業和創業的大增，人們生活有所改善，社會趨於安定，緩和了階級矛盾。
回歸前後，香港問題不少
回歸前的十年，香港不少中產階級，由於對未經實踐考驗的“一國兩制”頗有懷疑，對解放後的祖國多次極左做法和政治運動並不認同。更害怕回歸後把內地的一套搬來香港，於是出現了一股移民潮。有數十萬的港人移民外國，也有一些高級公務員爭取“居英權”。一時人心並不穏定，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現搶購物資的金融危機，港英當局被迫訂立與美元挂鈎的聯系滙率。
回歸以後，又兩次碰到國際金融風暴，使香港經濟受到一定的衝擊，特區政府的執政能力受到質疑。第一任行政長官在第二任未完之前被迫下台，第二任也在連任後多次在執政能力上受到批評，民望下滑。
由於金融危機以及外圍經濟的影響，造成房地產業和股市的大起大落，加上內地“大款”來港搶購豪宅，大地產商在各行業中一支獨秀，不少在十數年內暴富。而一般中下層市民置業不易，青年人創業就業成家碰到若干困難，怨氣因而增加。加上向上流動的渠道受阻，部分人的不滿情緒演化成激進暴力，從街頭直至議會，從失業青年到大學廟堂，造成社會上的動盪不安。
往後，看到這個趨勢，英美勢力的干預港事趨向積極，一方面通過香港作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另一方面插手港事，牽制中國。
原港英情報部門頭子霍德（回歸前港英布政司）、副手顧爾德（原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近年積極在港活動，美國領事館官員公開月旦港事，連所謂區議會選舉種票事件也要指手劃腳。他們和他們的代理人在港的種種活動不可小覻。
香港政治生態的複雜性
由於這些歷史背景，造成香港政治生態的複雜性。我在香港回歸前的多次可以接触到中央領導人的場合，包括十二位港澳人士與鄧小平的小規模座談會上，都力陳不可低估香港政治生態的複雜性，也不可低估香港人的訴求。並認為在港英統治時期，港人認為自由和法治基本都有了，因此焦點將集中在爭取民主上，中央對此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內地改革開放帶來生產力的大解放，人心興奮，形勢一片大好。加上社會上的貪腐現象並不突出，錢權勾結也没有今天的嚴重。所以中央領導對香港回歸的種種都十分樂觀。以至《基本法》對香港政制設計只管十年，這是產生政制設計方案爭議的因由。
美國積極圍堵中國，插手亞太事務，從印度、緬甸到東南亞，從南海以及日韓澳洲，形成一個包圍圈。當前美國動作多多，挑動各國反華情緒，更以軍事聯合演習相威脅。這種嚴峻形勢，中國東南邊沿的台灣和港澳的穏定，對中國有重要意義。馬英九當選連任，國台辦的祝福語是“台灣安定，人民幸福”，對香港的要求何曾不是如此﹗
北京對香港無所求，只是要求不要拖後腿，不要成為美英圍堵中國的戰略基地，如此而已。
因此，求穏定，也就是北京對港的方計。他們認為愛國愛港政治力量的發展，便是穏定香港的基礎。所以胡錦濤早前對曾蔭權的述職，首先肯定了兩個選舉（即區議會和選委會）的成績，就是這個道理。對於往後的特首選舉，也可作如是觀。我在去年4月11日在本欄所作的《誰能“維穏”，便是“真命天子”》一文，論點仍未過時，讀者可以覆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