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社會發展，都是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部分農民逐步轉為工人，中國也並不例外。但獨特的是，過去農民進城鎮轉為工人，便是工人，近年農民進城轉工，卻稱為「農民工」。這個農民工和工人可大不一樣，城鎮本來的工人可以享有城鎮戶口的一切待遇，農民工卻不能，他們只有臨時戶口，醫療和子女教育等福利都欠奉。就以首都北京來說，農民工的子女教育便是大問題。雖說有為農民工子女專設的學校，但學位供不應求，農民被迫自行設立非法的子弟學校。農民工群集的海淀地區，中國農業大學出於對農民工子弟的同情，連學校工會的辦公室也挪出作為農民工子弟的臨時課室。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大城巿，如廣州、深圳、他們的子女教育，都成了農民工福利和城巿管理的大問題。至於醫療，更不用說了。

中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但農民工是否能進入領導階級行列，享受領導階級的榮耀和待遇，大家有目共睹。

農民工是「弱勢社群」

去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對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作出一項決定，指出：「我國農民工隊伍不斷壯大，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全國人大中也應有適當名額的代表」，「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省、直轄巿，應有農民工代表」。

農民工在全國人大中應有適當代表，要由全國人大特別決議加以規定，証明農民工原來便是弱勢社群。正像少數民族和婦女的代表名額，全國人大歷來都有特別規定一樣。原因在於要「保証」這些弱勢社群在全國人大中有適當代表名額。原來已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卻需要人大作出特別照顧，這不是對工人階級領導的一個諷刺麼？

毛澤東在1926年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時，說中國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約二百萬人，但卻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領導力量」。今天的中國農民工，已經近兩億人，為當年的100倍，難道不應該和其他的產業工人平起平坐，成為「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

使人想起「包身工」

農民工成為二等工人，這是不爭的事實。看這些成千上萬遠離家鄉到珠三角、長三角打工的工人，一年只有一度可以藉春節回家鄉與家人團聚。今年碰上五十年一遇的大雪，滯留車站，受寒挨餓，有家歸不得。從電視熒光幕上看到一個個漠然而焦急的臉孔，不禁令人澘然淚下。他們平時已經缺乏退休、醫療、失業和子女教育的保障，還有不少被屢次拖欠工資。個別惡毒的老闆，還對他們屢加凌辱。這使我們聯想起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帝國主義「外資」工廠受壓迫的「包身工」。今年實行的《勞動合同法》，也許能為他們帶來一定的保障，希望農民工的處境會一天天好起來。

農民工和工人的政治界定，還不算是出什麼大亂子。但在改革開放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由階級界定演變成的政治界定，都造成社會上眾多的慘劇。

階級界定變政治界定

階級的劃分，應該是以經濟為基礎。地主階級的劃分，是因為地主擁有大量的田地，剝削農民的勞動。資本家階級，是擁有生產工具和工廠，剝削工人的勞動。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把地主富農的田地瓜分了，理論上應消滅了地主富農。留下來的地主富農個人，都應該是自食其力了。同樣，資本家擁有工廠的公私合營行動，基本上也把工廠公有了，資本家只收取若干利息。應該說，經濟基礎的變革，改變了中國各階級的組成。

但往後的階級界定，都變成一種政治界定。地主階級沒有土地，資產階級沒有工廠，但他們的階級烙印永遠存在。歷次政治運動的到來，每每要打擊一個個「地富反壞右」。無論是「改造」得如何的好，過去的階級界定是消滅不了的，這些人永遠都是鬥爭打擊對象。到了文化大革命，竟來個對「地富反壞右」的肉體消滅，多少「出身不好」的被殺掉了。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更是被鬥得死去活來。解放初期的定性和出身不好的人，永遠釘在被屈辱的枷鎖上，正所謂「永世不得翻身」。

以權力和金錢分層

改革開放以前，個人履歷的填表最重要一項是家庭出身。工人家庭出身自然最好，不然「貧下中農」也不錯。如果是地富和資產階級出身，當然低人一等。右派摘帽，還是「摘帽右派」。這種出身論身份，直到改革開放以後若干年，才慢慢消失。

現在的政治分層是以權力和金錢劃分。權力和官本位有密切關係，但有些退職的官員由於其人際脈絡，仍然可以發揮一定的權力作用。

自從進入巿場經濟體系以後，金錢的影響力大大上升。「有錢使得鬼推磨」，的確是這樣。許多民營企業主成為巨富，並進入世界或全國的富豪榜。他們是先進生產力的創造者，因而是「三個代表」中的第一個代表，並可以進入分享權力的位置。如果有些不正當的錢權交易，更可以發揮重要的政治影響。

行使權力應制度化

中國的巿場經濟並不完善，計劃經濟的體制仍然在起作用。於是出現眾多的審批權力，其中最突出的是審批土地，造成不少錢權交易和貪腐現象。

過去的政治界定是敵、我、友之分，打擊對象是敵人「地富反壞右」；今天的政治分層是權力和金錢，值得警惕是錢權交易。當前揭發的重大貪腐事件都與錢權交易有關。

所以，關鍵是加強制度性的權力，減弱人治的權力。增加權力使用的透明度和監督，使一些無限的權變成有限的權。

權力過份集中便會產生濫權，既使國家遭到損失，也是一切貪腐現象的温床。

把農民工劃分為工人階級的另一個分層是不對的，應該逐步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政策，恢復他們應有的權益。

無論是過去的階級界定和今天的政治分層都值得檢討。特別在目前，首先應還農民工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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