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由經濟城市變成政治城市

2013-4-4 刊登於東方日報

香港已經逐漸由一個經濟城市轉變為一個政治城市。不僅是一個政治城市,而且是一個躁動不安的政治城市。

看當前的政治爭鬥,從幕後的利益集團與中央的角力;英美勢力對香港的加強利用;港英餘孽的三個梯隊逐步現身;各種小鬼跳樑政客以爭取曝光出位;每周都有例行示威游行。這哪裡是個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的樣子?

有的人為什麼懷念港英統治的時期?除了受英國人提攜上位的“港英餘孽”外,還有的人認為港英統治時期,他們能够賺到錢,也能够靠自己的拼搏創業致富。中產階級可以有個安樂窩,受英式教育出身的青年有晋階的機會。通貨膨脹也没有今天的厲害,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還不算突出,地產霸權也還没有今天的貪得無厭。似乎一切還符合資本主義的傳統規矩。於是許多人高唱《獅子山下》,認為只要“艱辛努力”,便能“踏平崎嶇”,“歡笑多於唏噓”。

港英時期嚴禁談政治

在港英統治時期,政治是個禁區。有一個時期,涉及政治活動是十分忌諱的。不僅在港英的官場或半官場做事,別說參與政治活動,連與愛國左派人士接觸,都會危及自己的職業和地位。港英當局有兩個殺手鐧部門。一是警務處的政治部,二是稅務局。你如果和親中分子有什麼聯系和來往,特別是生意人,很可能稅務局就會挑剔出你的報稅問題,就像今天的潛建問題一樣。就是你行得正坐得正,政治部也可以請你“飲咖啡”,對你做出警告。英國人還有無法無天的做法,就是不經法律審判定罪,便以政治理由把你遞解出境。

在“六七暴動”以後,港英當局還改變高壓統治為懷柔政策。建造公屋居屋,發展九年義務教育,改善對小商小販的趕盡殺絕做法,成立廉政公署杜絶貪污收賄。這種種作為,的確有收納民心之效。加上內地連續進行多場極左的政治運動,兩相對比,增加了港人對英國統治的歸屬感。

香港人仍然没危機感

可是現在香港不是利用其地理優勢,背靠祖國,面對國際;一國兩制,可以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接軌;法治和自由,吸引各地資金前來投資;人才匯集,本身和外來的優才眾多。這種種都是為香港創造一個獨特地位的基本條件。現在不為此圖,總要找些題目來吵吵鬧鬧,政治爭抝成為社會主軸,出位表演成為政客主業。特別嚴重的是,帶壞了青少年。過去青年人走出社會,是想方設法謀得一個安穏的職位,或找幾個志同意合的同伴共同創業。現在有不少青少年,在政客和某些不負責任的高級知識分子的煽動下,走一條“街頭政治”的邪路。

這樣的社會,如何能成為國際經濟中心?如何能成為一個金融中心?如何有人去研究高科技而使之成為一個小小的“硅谷”?

這種變化,造成香港的危機。如果港人仍在等待祖國伸出援手等待救濟,那麼香港便只能是一個夕陽城市了。

政治容易引人注目,“爆料”更是傳媒工作者最喜聞樂見。某些政治人物,如果不常常“語不驚人死不休”,缺乏曝光,便不利於政治生命的延續。但這是“消耗性”的,不是“生產性”的。一個國家,一個城市,没有創值,有什麼前途?美國財富雜誌在香港回歸前夕判斷“香港已死”的“判詞”,難道將在十五年後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