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制基礎

曾鈺成

去年十月,「反修例」暴力事件仍不斷發生,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香港面對危害公安的情況,決定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禁蒙面法」)。泛民議員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原訟庭去年十一月裁定,緊急條例和禁蒙面法各有部分條文不符合基本法,特區政府上訴。今年四月上訴庭裁定政府部分上訴得直;與訟雙方各自上訴至終審法院。上星期一終審法院頒下判詞,裁定緊急條例和禁蒙面法都符合基本法,特區政府「終極勝訴」。

對於原訟庭去年裁定緊急條例不符合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法工委」)表示「嚴重關切」。法工委發言人指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發言人認為,原訟庭的判決嚴重削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應有的管治權,不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

數月前,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發表文章,認為香港的司法機關急需改革。他特別舉出高等法院法官對緊急條例和禁蒙面法的裁決為例,批評法官判案時擅自決定香港的憲制秩序,「把自己抬高到全國人大的位置」。

烈顯倫的批評很有道理。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抵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1997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以上規定,對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原有法律作出決定。按照這決定,緊急條例採用為特區法律。即是說,人大常委會已確認了緊急條例符合基本法。高等法院法官裁定緊急條例不符合基本法,等如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威,挑戰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這是為什麼烈顯倫批評法官「把自己抬高到全國人大的位置」。

終審法院的判詞肯定了緊急條例符合基本法。判詞也提及人大常委會1997年2月的決定沒有認為緊急條例違反基本法;但是,終審法院並沒有直接指出原訟庭挑戰人大常委會決定是違憲的錯誤。烈顯倫的批評,未有獲得司法機關重視。(完)

如何清零

曾鈺成

政府認為,如果實行新冠病毒全民檢測(「全檢」),必須以「居家令」配合,即在檢測期間要強制所有人留在家中不准外出;否則測得陰性結果的人便有可能接觸到傳播者而受感染,令先前的檢測等如白費。政府更指出,要完成一次全檢,起碼要幾個星期;全港強制居家幾個星期,市民承受不了,商戶也承受不了。這是政府認為全檢不可行的理據。關鍵的問題是:不實施居家令,全檢是否便沒有作用,或者作用削弱至沒有意義?

試設想現在推行強制性全民檢測,立法規定全港居民要在指定的時間內最少做一次新冠病毒檢測。全檢期間不實行居家令,但採取最嚴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強制戴口罩和對各種營業場所和活動場地的管制。這些措施可有效減低病毒傳播的機會。全檢裡出現的陽性個案,一經確診,就像現在發現的確診個案一樣,立即隔離、治療,並追踪緊密接觸者,給予適當處理。

這情況和今年9月政府推行「普及社區檢測」(「普檢」)相似。普檢期間並沒有實行居家令,那普檢是不是白費了呢?政府既然肯定普檢有用,怎麼可以說全民檢測沒有居家令便沒用了呢?況且全檢和普檢還有兩點不一樣:一是普檢進行時正值疫情比較緩和,政府的防疫措施相對寬鬆;在實行全檢時,防疫措施可收至最緊。二是普檢中只有大約兩成人口接受了檢測,而全檢的目標是「全民」。專家指出,受檢的人愈多,效果愈大;如果普檢有用,全檢的效用當然更大。

不實行居家令,病毒在社區傳播的機會不能減至零;但嚴格的防疫措施可以把傳播的機會減至最低。尤其是如果每個市民都注意做足防護措施: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勤洗手(這造成的不便遠不如居家令),那就可以避免受感染,包括檢測後受感染。在此同時,受檢測的人不斷增加,隱形傳播者不斷被發現、隔離,檢測後受感染的可能性隨而不斷下降,直至全檢完成。

餘下還有兩個問題。第一,特區政府有沒有能力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例如一個月)內,給全港市民做一次檢測?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上次普測的經驗,相信這是做得到的。第二,特區政府有沒有能力把「外防輸入」真的做到滴水不漏?如果做得到,便沒有人可以說「這邊做全民檢測,那邊又把病毒放進來」。這樣,香港便有機會「清零」、「保零」,戰勝疫情。(完)

檢測漏洞

曾鈺成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再強調,世界衞生組織認為病毒檢測是抗疫的關鍵。她說,特區政府希望做到「須檢必檢」、「應檢盡檢」和「願檢盡檢」;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維持每天19 000至20 000個的檢測能力,而通過引進大型的化驗公司,香港私營機構的檢測能力達到每天100 000個。她呼籲屬於必須進行病毒檢測,或者因為從事的行業而應該接受檢測的市民,盡快接受檢測;又呼籲市民如有感染病徵,或者曾經接觸過感染群組或到過有關地方,要第一時間去做檢測,令整個社會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

檢測要有可靠的結果,必須有正確的採樣方法。不論是採集深喉唾液抑或用拭子採樣,都有一定的要求:前者在採樣前 2 小時內不可飲食、漱口或刷牙,樣本必須是來自咽喉的唾液;後者要將採樣棒探入喉嚨或鼻腔的適當位置轉幾個圈,過程會頗難受。大量的檢測,是由市民領取樣本收集包,自行採集樣本送交檢測機構。如果採樣時沒有嚴格按照規定,檢測結果便可能是「假陰性」。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日前到機場了解入境人士用深喉唾液接受病毒檢測的情況,發現很多人不知道收集深喉唾液前2小時不可進食,而樣本份量不足亦會影響檢測的準確性。先前已有議員指出,機場的病毒檢測不夠嚴謹,成為「外防輸入」的一大漏洞:由入境人士自行收集深喉唾液樣本,除了有袁國勇指出的問題外,有些人還會因態度欠認真而收集不到有效的樣本。

這是一直存在的漏洞;政府現在終於願意正視,採取措施補救。當局宣布,從本月15日起,改為派專人到機場為抵港人士採集鼻咽及咽喉合併拭子樣本。這肯定可以大大提高病毒檢測的可靠性。但機場檢測漏洞已發現多時,為甚麼拖了這麼久才處理呢?有說法指是因為負責檢測的衞生署人手不足,無法派出專人執行採樣工作。如果是這樣,新安排的人手從何而來,調派了這些人手到機場又會否影響其他方面的防疫工作,政府未有交代。還有,從機場入境的人士,在機場禁區的樣本採集中心採樣後,須留在中心等候檢測結果;近期抵港的旅客等候時間長達12小時以上。改由專人用拭子採樣後,是否要增加一段輪候採樣的時間,令旅客留在機場的時間更長?(完)

嚴控填海

曾鈺成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經過8小時審議,通過「明日大嶼」中部水域人工島前期研究的撥款申請。討論中有議員問,「明日大嶼」填海計劃會否被中央政府叫停,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說:「內地就填海有嚴謹要求,香港同樣審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月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回應有關在內地水域填海造地協助香港解決土地房屋問題的建議。她表示未聽過中央說會這樣做,認為這會破壞中央政策;她指出:「你看一下國家海洋局的政策文件;填海現在幾乎是不用想,因為習近平主席表明保育很重要。」

事實確是這樣。2017年7月,國家海洋局聯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資源部,發出《圍填海管控辦法》的通知,提出多項嚴格管控圍填海的措施。2018年1月,國家海洋局在北京召開圍填海情況新聞發布會,宣布將採取「十個一律」和「三個強化」的「史上最嚴圍填海管控措施」。「十個一律」包括一律禁止通過圍填海進行商業地產開發,一律不批非涉及國計民生的建設項目填海。「三個強化」是強化生態修復、強化項目用海需求審查以及強化圍填海日常監管。

2018年7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濱海濕地保護,嚴格管控圍填海」的通知,提出要嚴控新增圍填海造地項目和嚴格審批程序;除國家重大戰略項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圍填海項目審批。通知規定,未經批准或騙取批准的圍填海項目,由相關部門嚴肅查處,責令恢復海域原狀,依法從重處罰。今年2月,深圳市頒布《深圳經濟特區海域使用管理條例》,規定除國家批准建設的重大項目外,全面禁止圍填海。

有記者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內地水域不能填海,為甚麼香港水域可以?林鄭回應說,香港的獨有情況與內地不同,「不應一刀切」。她指出,特區政府不能發展郊野公園或濕地,又不能收回有作業的土地,填海就是提供土地的可行選項之一。今年的《施政報告》說,在眾多土地供應選項中,「明日大嶼願景」規模最大、可提供的土地最多。《施政報告》又列舉了「明日大嶼願景」人工島填海的多方面好處,並指出項目會為香港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填海造地可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這是無可置疑的,否則內地沿海省份和城市先前便不會大量填海、過量填海,令中央政府要制定保護海洋資源、嚴格管控填海的政策措施。在香港水域進行大規模填海,會不會破壞國家的海洋資源,違反國家的環保政策呢?(完)

必須清零

曾鈺成

第四波疫情爆發,完全是意料中事;問題只是這一波有多嚴重,要延續多久,要奪去多少條性命,令失業人口增加多少,對經濟造成新的傷害有多大。說是意料中事,因為關心香港疫情的人都看到,市民防疫意識薄弱,政府抗疫措施不足。

不是嗎?專家天天提醒我們,要預防感染新冠病毒,應注意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勤洗手。可是,很多人偏要參加零社交距離、不戴口罩的集體活動;跳舞室、派對房和酒吧等場地,成為大規模感染群組的溫床。政府宣布的限聚令,很多人不把它看作防疫的必要措施,只覺得它帶來諸多不便;為求熱鬧高興,想出各種取巧辦法,避開限聚令來搞多人聚會,沒想到這會給自己和別人造成感染風險。

我曾應邀出席有宴會的慶典。主人家說:請你放心,我們會做足防疫措施——提醒嘉賓保持社交距離;每張餐桌的人數、餐桌之間的距離,都符合限聚令規定;所有人在活動的全過程都要戴口罩,除了吃飯的時候。問題就出在吃飯的時候:有些人吃飯時要到處祝酒的習慣就是改不掉,他們輪流來到你面前,摘下口罩,與你碰杯、握手、摟肩合照、高聲談笑。我沒法制止這些高危活動,也不想令人家掃興,唯有放棄桌上的佳餚,悄悄提早離場。這樣的處境,我遇過不止一次。

有熟悉外國情況的朋友稱讚香港人,說我們願意和政府合作,遵從政府的抗疫防疫規定,不像歐美一些地方的人,連戴口罩的規定也要遊行反對。這也許是真的;但疫情一再在我們的社區中爆發的事實說明,光是不反對政府的抗疫措施、形式上不違反這些措施,並不足夠;我們要把抗疫專家的諄諄告誡放在心上,自覺貫徹在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方能盡量減低感染的風險。

但事實也說明,抗疫不能只靠市民的自覺。要戰勝新冠病毒,不能不實行若干強制措施。在這方面,特區政府的作為明顯不足。有人把政府的抗疫措施譏為「三道板斧」、「餐桌加減法」。當局一直標榜「張弛有度」,其實是對疫情「清零」缺乏信心和決心。第四波疫情擋不住,先前和新加坡談好了的「航空旅遊氣泡」,也只好押後實施。更不幸的是,由於香港不能跟新增確診經已「清零」的澳門和內地城市看齊,很多香港市民翹首以待的三地通關,依然遙遙無期。現在是需要政府拿出勇氣、決心和魄力的時候了。(完)

依法履職

 曾鈺成

有人說,沒有反對派議員,立法會便要成為「一言堂」,聽不到「有意義的反對聲音」。又說,立法會將變成「橡皮圖章」,失去監督政府施政的效能;所有政府議案,不管有多大爭議,不管市民有什麼意見,建制派議員都會一律舉手通過。

這些說法充滿偏見,毫無事實根據。任何人客觀地審視過去一段期間的立法會會議,會從反對派議員口中聽到「有意義的反對聲音」嗎?人們經常聽到的是他們辱罵官員的惡言,或者叫「點人數」的鐘聲,幾何聽到他們講道理、有意義的發言?反對派議員說的「監督政府施政」,實際上是無差別地阻撓政府施政;人們經常看到的是關乎市民福祉、有利於社會民生的政策措施,在反對派的「攬炒」作為下不斷拖延,幾何看到他們的「監督」令公共政策改進,令廣大市民受惠?

至於建制派議員,正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和他們的「班長」廖長江指出,他們有多個黨派、多個「板塊」,個別議員更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們不可能「一把聲音」。建制派都是堅決擁護《基本法》,真誠效忠特別行政區,並以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己任;他們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堅持一致的原則和立場,理所當然。但是,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選區和組別,代表着不同的階層和行業,對各項社會政策自有不同的取態。因此,在審議政府提出的議案時,他們會提出不同的意見。

沒有了反對派,立法會不會缺少有意義的反對聲音;恰恰相反,沒有了反對派的攬炒式擾亂,有意義的反對聲音才可以在理性的辯論中清晰地發出,讓人聽到,不致淹沒在無理取鬧的噪音裡。在往後的日子,建制派議員應該加倍努力履行職責,切實反映民意,推動社會改革,以實際表現反駁「一言堂」和「橡皮圖章」的抹黑。行政當局應該更加尊重立法會,更加重視議員作為民意代表的作用,接受議員的監督,改善施政。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評論反對派「總辭」時說:「我們希望,留任的立法會議員依法履職,在防控疫情、復甦經濟、紓解民困等方面更加積極作為,更有效地審議通過廣大市民關注的民生福祉方面的政策措施,與社會各界一道齊心協力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從而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是中央政府和全港市民對建制派議員的期盼。(完)

反對派續打國際線死梗 冀政府夥建制派「做場好戲」贏民望

曾鈺成

15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因4名議員被DQ(褫奪議員資格)而集體辭職,議事廳只剩下43名議員。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周五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遭DQ的4名議員最大罪名是勾結外國勢力,他估計,若對方願與此劃清界線,「所有其他嘢都有得傾」,否則繼續打國際線,未來只會「死梗」。曾鈺成又說,民主派總辭後,壓力全落在政府及建制派議員身上,提醒建制派要「醒醒定定」,不能再以「泛民癱瘓會議」作擋箭牌,不交出施政和議政成績。

明日大嶼內地投票非最迫切

延任的立法會正式運作不足一個月,泛民提早集體離場。曾鈺成坦言,總辭並非明智之舉,但不失為一件好事,因議員不用再花時間和精力應付點算法定人數,有助提升議政速度和質素。不過與此同時,壓力就落在建制派與政府身上,「而家整個場畀咗你,無嘢表現真係會令人失望,佢哋應該做足功課。」

那麼,有什麼「功課」應該做?曾鈺成認為,當下社會覺得最迫切的課題並非「明日大嶼」填海或港人內地投票等項目,而是特首林鄭月娥任內一直強調的房屋議題,「你話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林鄭上台以來做到幾多?住劏房嘅人一樣捱緊劏房,等公屋愈等愈長,買唔起樓嘅一樣買唔起樓」,故當局現在再無藉口推搪,應先聚焦民生議題。

建制派批評民主派總辭會徒勞無功,認為他們應留守議會做「忠誠反對派」。對於何為「忠誠反對派」,曾鈺成說首先是要擁護《基本法》及効忠特區政府,在此基礎上可以批評和監督政府施政,惟言行不能讓中央覺得有勾結外國勢力針對自己的政府和國家。若泛民繼續以所謂國際線為目標,只是死路一條,「而家泛民出咗嚟,唔好動不動走去外國搵人制裁香港官員。」他希望已辭職的民主派議員可在議會外繼續跟進各項議題,甚至跟議會內的建制派議員「良性競賽」。

盼明年勿再擱置選舉

作為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自言有一份執着,當年創立民建聯目的,是希望為參加選舉並帶來正面效果。故此,他期望政府明年9月能如期舉辦立法會選舉,「千祈唔好又無端白事走去擱置」,否則影響將會很壞。

他認為,第7屆立法會選舉是一場非常關鍵的選舉,「做場好戲畀人睇啦,提升返政府同建制派嘅民望。」

曾鈺成周五在一個活動場合上被問到辭職議員是否符合資格參選明年立法會選舉,他稱,港澳辦及中聯辦就泛民總辭發表的言論,或成為選舉主任的參考依據。選舉主任有機會用作判斷參選人是否拒絕承認國家在港行使主權,惟他現時不敢下定論。曾鈺成又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要求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即導致現任議員喪失原來議席。他質疑,是否應由選舉主任作出決定,建議研究由法官主持的獨立架構委員會檢討運作。

旨在破壞

 曾鈺成

第六屆立法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延長任期,多名反對派議員留任。他們在宣布決定留任時已清楚表明,留任的目的是延續「議會抗爭」:他們無意通過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他們留在立法會,只是為了阻止他們反對的議案獲得通過,包括「明日大嶼」撥款、為大灣區的港人行使選舉投票權提供方便,以及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反修例示威的資金來源等。

反對派議員講明了他們的留任目的,人們對於他們在立法會裡只有破壞、沒有建設的表現,本來不應感到意外。可是,在立法會新會期開始以來,反對派議員的破壞行為,比他們預告的更廣泛、更嚴重。他們不是只針對他們一直聲言反對的議案,而是無差別地給立法會和各個委員會的所有工作製造麻煩和障礙。

以立法會會議為例:新會期開始後一共開了4次立法會會議,反對派議員在每次會議上都不停「拉布」,不管會議在處理甚麼事項。在4次會議裡,他們「點算法定人數」共80次,虛耗會議時間超過14 小時,並造成3次流會。正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指出,立法會處理不具爭議的法案,通常不需要超過兩個小時;但過去這幾次會議審議一些毫無爭議的法案,耗用的時間是正常的10倍。

除了立法會會議外,在財務委員會以至各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反對派議員亦極盡拉布之能事,會議程序被無理拖延,大量關乎民生的議題不能及早處理。事情已經十分清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它的職責;反對派留在立法會裡的唯一目的,卻是盡力阻撓它履行職責。不論反對派有什麼背後動機,他們的做法顯然在損害香港市民的利益。

最近發表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六成七受訪者對反對派留任立法會議員的表現感到不滿,表示滿意的只有約二成二;調查又發現,近六成市民認同不真誠擁護《基本法》的人,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約六成四市民不支持被取消參選資格的議員留任。這足以說明反對派搞破壞不得人心。他們的表現,事實上違反了立法會議員「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的誓言,可構成喪失議員資格的理由。(完)

檢測何價

曾鈺成

抗疫專家鍾南山院士日前指出,香港出現了本土疫情,「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跡象」;「現在當務之急是要做一個香港的全民檢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說,香港推行全民檢測,要付出很大代價;我們沒有內地的體制優勢,「如果強行以內地方式套用在香港,可能帶來反效果」。她先前亦曾經表示,強制全民檢測需要封城四至五個星期配合,香港市民和企業很難忍受;即使市民願意留在家中,政府也沒法支持他們的日常生活。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年初爆發以來,香港從未出垷像歐美國家的嚴重失控情況。正如林鄭月娥指出,外國確診數字持續攀升,但香港的確診數字有起有伏,防疫措施有張有弛,讓市民可以有喘息的空間。但是否因為這樣,香港只需要維持過去十個多月的防疫抗疫措施,便已經足夠呢?

觀察香港過去十個多月的疫情圖表,情況不能不令人擔心:以往的3次爆發,一波比一波嚴重,第一波加第二波的累積確診個案只有千餘宗,第三波後期已急升至五千多宗;至於新冠肺炎死亡個案,第三波爆發前維持在單位數字,第三波後期已突破一百。現在剛開始的第四波,升勢看來又比第三波開始時要凌厲,這新一波將達到的嚴重程度無法估計。此外,在第三波和第四波之間,疫情相對受控的一段日子,確診個案亦明顯多於第二波和第三波之間。即是說,市民「喘息」的空間不是愈來愈多,而是愈來愈少。這些數字說明,單純維持過去的做法,未必可以把疫情控制在過去的爆發程度。

即使可以維持跟過去一樣的「喘息」空間,周期性的爆發長此下去,市民和企業又忍受得了嗎?在限聚令下要關閉的行業,還可以抵受多少次限聚令而不永久關閉?政府還可以拿出多少儲備用作抗疫基金?還可以推出少次保就業計劃?一天疫情不能「清零」,市民的工作、學習和活動便不可能恢復正常,經濟也不可能穏定復甦,更不要說恢復粵港人員往來,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了。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裡說,要「力爭在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下達至『清零』」。內地城市是靠強制全民檢測成功達至「清零」的;香港又憑什麼「清零」呢?施政報告提不出令人有信心的措施。林鄭說,做強制全民檢測,香港要付出很大代價。問題是,不做強制全民檢測,香港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完)

港人學校

曾鈺成

新冠肺炎疫情阻礙了粵港澳三地間的交往,拖慢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步伐。疫情在三地基本受控之後,大灣區的建設便應加速推進。習近平主席上月中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要「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其中包括「要繼續鼓勵引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充分發揮投資興業、雙向開放的重要作用,在經濟特區發展中作出新貢獻」,以及「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在深圳和廣東省內其他城市,需要有一批符合內地教育要求、提供香港和國際課程的優秀學校。這不但是為了吸引更多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學習,而且也是為了滿足到內地發展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的需要,解決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

同時,在大灣區的內地城市設立面向香港和國際的學校,也是解決在內地的港人子女求學問題的根本辦法。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目前有二萬多名入學年齡的港人子女居住在廣東省內。去年底中央公布的「惠港16條」,包括保障在粵工作港澳居民子女與內地居民子女享有同等教育安排,即可以入讀內地學校;但是,很多港人家庭都會希望子女日後有機會在香港升學和發展,選擇把子女送到提供香港課程的學校。於是便有很多家住內地的「跨境學童」,每天從內地來香港上課,放學後返回內地。

跨境上課對學童造成不合理的額外負擔,不在話下。疫情爆發,更凸顯了跨境上課的根本矛盾。兩地之間不能通行,跨境上課便要完全停止。學校復了課,跨境學童卻不能回校上課,正常學習無法恢復。雖然疫情受控後可望恢復通關,但經過這段時間的折騰,在內地的港人家庭對子女跨境上課相信會有更大顧慮,對在當地開辦香港課程學校的要求更加殷切。

在省內開辦港人子弟學校,符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長逺利益,也是解決當前實際問題的需要。特區政府應加大力度與廣東省政府溝通,積極探討粵港合作辦學模式,支持合適的香港辦學機構到省內辦學,並在課程認證、師資聘任、公開考試安排等方面提供協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