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總統登盛推行改革，該國的開放進展驚人。經過數十年的軍人獨裁統治，緬甸成為南亞最落後的國家。上世紀八十年代，以民族英雄、革命元老昂山的女兒昂山素姬為首成立了全國民主同盟，成為最大的反對派，但昂山素姬長期被軟禁，軍人獨裁如故。

一九八九年，緬甸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雖然自然條件優越，自然資源豐富，但國民經濟發展緩慢。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游緬甸，見證了緬甸各項設施的落後。由曼德勤（緬甸第二大城市）乘車南下，緬甸公路出奇的壞，一旦下雨，積水盈尺。公路和兩旁的田地連成一片汪洋，中途被迫要停留敏鐵拉（MEIKTILA）及勃固（PEGU）過夜，而兩地最好的酒店也破爛兼漏雨，夜不能寐。

現在軍政府登盛將軍一聲改革，既與反對派昂山素姬修好，讓他參選議會獲勝。又大力開放社會，吸引外資。於是美國、日本等外資企業陸續有來。過去被禁的可口可樂，歷經半個世紀，重新到緬設廠，並由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主持揭幕。其改革開放速度之快，令人矚目。有人估計下屆大選，可能政黨輪替，由昂山素姬上台。

究竟緬甸是不是由最高獨裁領導人一聲改革開放，就能開放黨禁，向西方靠攏？我們是局外人，對緬甸政情所知不多，但倒很有興趣了解其來龍去脉。

台灣蔣經國開放黨禁

緬甸離我們較遠，但台灣卻是近鄰。現在許多台灣人都感激蔣經國掌權時的“改革開放”。說蔣經國開放黨禁，解除戒嚴，是造成台灣今天走向民主和經濟繁榮的重要原因。

大家知道，蔣介石是現代中國的最大獨裁者。他在大陸掌權二十多年，到台灣再當權二十多年。掌握權力時，鎮壓異已不遺餘力，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民主人士無數。他獨裁、反共、不民主、搞封建繼承。

蔣掌權到死亡的一天，之後便是他的兒子蔣經國繼承權力。

在蔣經國掌權時代，是不是他看到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可抵禦，因而開放黨禁，發揚民主，成為改變台灣面貎的開路先鋒？抑或有其他推動力，促進台灣的民主改革？緬甸和台灣是十分值得探討的兩個改革先例。

緬甸軍政府獨裁，大蔣小蔣獨裁，眾所周知，但是不是他們在一念之間，改變了該國和該地區的政治面貌？

緬、台和大陸情況不同

在中國大陸，習近平剛剛上台，廣大海內外炎黃子孫寄以期望。正是因為中國長期是人治社會，當第一把手的擁有莫大的權力。按緬甸和台灣的先例，是不是這位最高領導人的意志便能改變中國社會，進行政治改革？

應該說，中國的事情比緬甸和台灣的複雜得多，相信多數人不會如此樂觀。緬甸只有五千多萬人口，台灣只有二千多萬，中國大陸卻是有十三億多的啊﹗緬甸國土面積只有六十七萬多平方公里，台灣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而中國大陸卻是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國。

國情的複雜更在於社會政治結構不同，權貴集團形成的歷史不同。習近平也許比登盛和蔣經國高明得多，但要一言九鼎，扭轉乾坤，卻完全不易。

緬甸的軍頭，是單個系統；蔣氏王朝，更是一統天下。過去說國民黨有四大家族，還不是蔣介石一個人說了算。蔣死後由嚴家淦接總統位，誰都知道蔣經國才是真命天子。況且小蔣掌握情治機構多年，根深蒂固，要進行改革，順應潮流，便容易得多。

依靠人民便能改革

中國在毛澤東、鄧小平等強人過後，形成多個權貴集團。既各有幕後元老的人脉，又有不同國企的經濟後盾。一切的高層人事決定，都帶有利益集團的背書，也是各派勢力妥協的產物。鄧小平繼承毛澤東的強人風格，但他還不能如毛澤東般，把四巨頭（毛、劉、周、朱），殺的殺，（對劉少奇）；貶的貶，（對朱德）；削權的削權（對周恩來）。到了鄧小平時代，鄧還要賣陳雲、李先念等元老的賬。今天的習近平，比他們受到的制肘更多。如何周旋在各派系之間，施展拳腳，就要看他的本事了。

但是我們仍然寄以希望。因為領袖如果依靠的是人民，這便是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話完全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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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於北京啟動更換特首的Ｂ計劃，傳聞不絶如縷。謠言多講幾次似乎成真。但了解北京政情的人，應該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今天梁振英班子雖然陸續出事，但並未傷其筋骨。出事的是個別的行政會議成員，並非領導班子的關鍵人物。況且CY施政上也還没有出現重大紪漏。中央也深知，梁振英在各種反對勢力的聯合進攻下，令他舉步維艱。加上他的班底薄弱，施政經驗缺乏，適度有為變無為，並非個人之錯。

中央對香港人事，從來是十分理智從事，絶非“衝冠一怒”，草率便下決定。董建華主政七年，也是在與公務員班子長期磨合不暢之後，有商有量，讓他體面下台。

現在梁振英上台不足一年，如果迫他下台，既自爆中央選人一再出錯。（先選中唐英年，後轉軚支持梁振英），也令有志從政者心寒，更增加2017年選人之難。瞻前顧後，中央決不會在目前做此蠢事。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已成定局，中央不能在這個立場上倒退。原本的如意算盤是，這一屆的行政長官，五年政績昭著，2017年出馬參加普選，挾高民意接受民選考驗，勝利連任。

但目前看來，這個算盤是打不響了。

五年之內，梁振英如何起死回生，扭轉乾坤，創出佳績，實在不敢寄以過高期望。在資本主義社會，在普選的政制底下，人心總是思變，“換一位來試試”的心態普遍存在。所以，由梁振英再出馬來爭取連任的可能性不大。

下一屆推出誰候選

因此，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既有選舉方式之爭，還有人選推舉之難。目前，正是選舉辦法的角力，往後還有推出候選人的難題。

中央過去對於在香港的選舉，往往有過份樂觀的看法。基本法關於回歸十年的政制設計，便是一個樂觀的設計。2017年進行普選，當年也是對本港建制派組織群眾的能力作較高的估計。認為經過多年經營，建制派必能推翻所謂六四比（即民主派選票佔六成，建制派佔四成）的形勢。證之近年的選舉，六四比已變成近五五比。假以時日，建制派必能壓倒反對派。

但去年一場特首選舉，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香港的重要利益集團倒戈相向，港英餘孽浮頭興波作浪，外國勢力積極在幕後發功。香港的傳媒陣地幾乎一面倒地作反梁宣傳。政改方案尚未開始咨詢，反對派已擺出一個全面進攻的陣勢。把理性探討貶為“假普選”，主動佔領“道德高地”，並以“佔領中環”相威脅，迫使中央就範。

樹欲靜而風不止

中央被迫提前出手，由喬曉陽南下宣布普選底線；並由張德江警告香港如因政改而分化，將弱化其國際地位。如此公開而提早地表態，證明中央對香港形勢發展的憂慮。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正是香港所處的國內外因素，這場政改風暴是一定要到來的。

現在政改咨詢還没有開始，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正式咨詢起步，肯定更是劍來槍往，火藥味更濃。如果按照喬曉陽定下的底線進行篩選，又不知道會爆發什麼樣的抗議活動。

就是不篩選，一是選出一個泛民主派的候選人怎麼辦？二是建制派推出一個什麼樣的能人參選？

選出民主派的特首，再由中央否決，不加委任，這是下下之策，此所以喬曉陽要提早宣布底線的原因。如果建制派推出一位頗為平庸或者頗有爭議的候選人，在篩選之下出選，但得票率偏低，又如何能建立他（或她）的統治威信？

回歸十五年，香港的政治生態越來越複雜，各種勢力的拉鋸使香港政局更難於掌握。人們不禁會想，當年訂立《基本法》之際，如果充分估計到香港政局的複雜性，在第四十五條關於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刪去選舉兩字，變成“通過協商產生”，並把“最終達至……”一段刪去，豈不是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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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有八千多萬黨員。中國差不多不够十個成年人，便有一個黨員。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個比例是不是太大了？

在過去戰火紛飛的年代，在過去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年代，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是要冒着殺頭的危險，至少要冒坐牢的危險的。那時候，參加共產黨，並没有什麼實際的利益，絶對不能升官發財，而是捨身為國為民，憑的就是一股憂國憂民的熱情，一股為民族求解放，為廣大無產階級，即工農大眾謀解放的熱情，參加到共產黨這支革命隊伍中來。

當然，那時候也許有少數隨大流的，意志並不堅定的分子，但很快便被革命洪流沖洗掉，或者自己早就掉了隊。

革命勝利黨員的地位變了

現在呢，革命勝利了，共產黨掌了權，而且權力愈來愈集中。要當官，便必須入黨，有“黨證”，是當官的基本條件。

當然，當前仍然是有許多有志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的青年參加共產黨。上世紀中初葉以來，許多有志氣有專業知識的青中年人，都憑着一股服務社會服務國家的熱情，熱切要求參加共產黨。甚至有些已經在民主黨派中有崇高地位的“民主人士”，也都熱切地希望參加共產黨。由於統戰工作的需要，有的只能當個秘密的共產黨員。有的可敬的民主人士，在臨終的時刻，也希望最後能為一個崇高的共產黨員。像著名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就是其中的一個。

也有許多滿腔革命熱情參加黨的，在歷次過左的政治運動中，都受到無情的打擊，有的甚至因此丟掉可貴的性命。雖然不少後來在“撥亂反正”中，得到了平反，但他們的經歷，卻是可悲可嘆的。

入黨是為了掌握權力

改革開放年代，實行市場經濟，既發展了工商業，促進全國的經濟發展，造成經濟起飛，使我國躍居世界經濟生產總量的第二位，這是可喜的現象。但由於體制改革没有到位，出現官商勾結，形成新的權貴集團，蠶食着國家的資產。某些人藉“共產”之名，卻有攫取“私產”之實。

要掌握權位，必須入黨。許多盼望掌握權位的人，爭取入黨。有一些希望拉幫結派的人，也發展他們的同伙入黨。甚且有的鄉鎮、姓氏、宗族也把同鄉，同姓、親戚拉進黨內，“同撈同煲”，以共產之名，取“私產”的實惠。

有一些掌握權力的黨員，也腐化變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澤東語）。難道不是這樣嗎？現在揭露出來的貪腐官員，不論是“蒼蠅”還是“老虎”，哪一個不是共產黨員？

因此，必須來一次整黨清黨的運動，把這些喪失了革命鬥志的黨員，把這些貪污腐化的黨員清除出去，才能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人數眾多並不表示共產黨的強大，精銳部隊才配得上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共黨章表明﹕“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

中共領導人不止一次提出黨的腐敗會導致“亡黨亡國”的危險，但“十八大”的報告，對“黨的建設”只有幾句話輕輕帶過。我們希望，作為執政黨，新上任的領導班子應有一個整黨清黨的決心﹗

前廉政公署執行處副處長徐家傑，揭露在廉署內部英國潛伏勢力，負有回歸後的特殊任務。又有關人士指出廉署內有一些事項是由英美等外國人在掌控，例如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秘書就是其中某個委員會的成員。

事緣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被揭露“請客送禮”，違反有關規定。這本來是湯個人的品質和作風問題，但有的人就把這個案件上掛外聯，把矛頭直指香港的中央駐港聯絡辦和內地有關公安、檢察部門。轉移視綫，抺黑必要的若干中港工作聯系。

事實證明，潛伏在香港的外國勢力正在發功，趁香港政治紛爭趨激烈之際，把水搞渾，達到反中亂港的政治目的。

我曾著文表示不應輕視在香港回歸後英國在本地的潛勢力，這本來是常識以內的問題。英國人統治香港百餘年，没有留下潛勢力怎麼稱得上是“大英帝國”？英國人撤出印度半島以後，搞個印巴分治，以便分而治之，在印巴等地没有潛勢力？英國人撤出馬來半島，鬧新馬分治，種族紛爭，難道没有潛勢力？英國人没有在前殖民地的往後的政治發展中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港英餘孽為了避免身份暴露，極力否認。竟認為英人撤出香港，十分撇脫，毫無後着。被人揭露後，又氣急敗壞的急急忙忙地跳出來否認，說這是“散布仇恨”，香港没有“軍情六處”的人﹗

英國潛勢力發揮作用

現在是內行人出來講話了，證實了英國人的潛勢力正在發揮作用。梁振英上台以來，第一個被扳倒的局長是麥齊光，他的“罪名”是幾十年前用互租屋宇“騙取”政府的的津貼。連前公務員事務司的王永平都說當年這種情況十分普遍，是港英對外籍和本地公務員的住房政策不公所引致。而當年未聞有因此而被控告的。今天誰來翻麥齊光的舊賬，誰利用這些舊檔案來打擊梁振英的新班子，不是不問可知嗎？

當然港英餘孽不是只潛伏在廉政公署這一個衙門內，更不只是在公務員的隊伍中。有的港英餘孽，也不是港英當局派遣潛伏下來的，而是有辮子抓在英國情報部門的手裡；還有些是當年受到英國人的提拔培養，至今念念不忘報恩；另有一些是思想意識形態和港英的理念相同，對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滿。但這些人加起來，也只是少數。港英時期的官員和政治人物，大多數人還是愛國愛港的，是希望香港繁榮穏定的，是一如鄧小平所說的﹕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的。

香港動盪牽制中國

去年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都換了新人。但在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十分複雜的時候，英美勢力都加大了在香港的活動。英國的潛勢力在這個關鍵時刻，發揮了它的牽制作用，是毫不奇怪的。看他們成立什麼香港2020的“平台”，搞什麼“佔領中環”的連串行動，至今方興未艾。港英餘孽扮演甚麼角色，在香港誰唯恐天下不亂，一看便知。

中央新班子上場，希望進行改革，以應人民期望。但前路崎嶇，進展不易。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不變，更驅使日本等鷹犬屢屢挑釁，又在香港有港英餘孽乘勢干擾。總之就是要使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愛國港人，難道不應警醒嗎？

​香港回歸以前，中英談判香港問題之際，鄧小平作為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曾多次發話，提及香港回歸祖國以後的若干政策。其中有關回歸後的治港人才，他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說的一段話是﹕

​“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者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看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鄧小平把香港人也按照內地左中右的分類法，分為左右翼和中間派。那麼，當年的左中右，究竟指的是些什麼人呢？

​左翼容易理解，就是那些在解放初期，甚且在二戰結束後，就在香港從事愛國公開活動的人。就是被目為老左派，包括當年的愛國工會、學校、社團的負責人。

​至於所謂右翼的呢，在早年應該是指那些親國民黨的。解放後國民黨人從大陸撤退，跑來香港，從事工運和其他商業活動。國民黨的勢力在解放前後的香港，有相當的基礎。他們有不少學校，有工會和工團的聯合組織；有商會有報紙。解放後他們仍堅持“中華民國”正朔，每年“雙十”要慶祝“國慶”。一九五六年還因為掛國民黨旗而引致一場“九龍暴動”。這些親國民黨人士往後有不少分化，有的便不再參加政治活動，有的由於經濟利益也投靠了愛國陣營，不過明顯分化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這些過去親國民黨的，大概就是鄧小平所指的右翼分子。

不談政治便是中間派

​至於香港土生土長，又不談政治，在商言商的工商業者，和没有明顯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大概便是所謂“中間的人”。

​那時候，中間派是多數，左右翼是少數。有明顯政治傾向而且活躍在政壇的左右翼人士更是少數。正是因為這個數量比，所以鄧小平指出應該多選些“中間的人”。

​回歸以後，這些“中間的人”不少已向“左翼”靠攏，特別是工商界人士。為了工商業經營的利益，他們都變成愛國商人了。許多人更被任命為人大代表和各級政協委員。可以說，這些人都靠左了，那麼，他們還算是“中間的人”，還是已變成“左翼人士”？

​至於在港英統治時期的公務員，當局聲稱公務員是中立的。所謂中立，就是公務員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就是不算是公務員的津貼學校教師，因為接受港英的俸祿，也要“中立”，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否則輕則開除，重則遞解出境。

​回歸以後，他們仍然當他們的公務員，按《基本法》規定，其職務及待遇不變。這些人大概也還是“中間的人”了。

三任特首都是“中間的人”

​“中間的人”，應該是最吃香的人，應該在香港當權，更應該被選為行政長官。

​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就是一位“中間的人”。他是個商人，但在香港的工商業活動中，他並不是如霍英東、王寛誠、湯秉達那樣，早年就是愛國商人。他的父親董浩雲，更是有點親國民黨的背景。他自己也當過港英的行政局議員。正因為他是“中間的人”，所以當選第一屆行政長官，並無異議。

​第二任行政長官蔭權，原是港英時代的高級官員，當然更是“中間的人”。他和左派愛國人士毫無瓜葛，況且領了英國的爵士銜頭，更加絶對是“中間的人”。

​第三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土生土長，在香港及英國接受教育，父親是警察，自己既是專業人士，也實際上是生意人。在學期間並無與左派愛國人士有所接觸，也並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只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參與香港《基本法》咨詢活動，最後擔任秘書長職務。當年參加基本法起草與咨詢活動的各界人士多得很，包括既為反對派頭面人物的李柱銘、馮檢基，還有當年的政商界名人安子介、羅德丞、黃保欣等人。為何要以梁振英曾擔任一個小小的秘書長就把他列為“港共”分子？這是有意把他“抺紅”的政治伎倆罷了。

“中間的人”能人不少

​香港“中間的人”有的是，能人也不少。說左翼和右翼要少些，應多選些中間的人。現在的右翼就不是親國民黨的分子了，而是裡通外國或者是“港英餘孽”等人。反對共產黨不足畏，只要是為鄧小平所說﹕尊重自己的民族，即有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擁護祖國對香港的主權，即不把香港搞成獨立的政治實體；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穏定，即不搞癱瘓香港的暴烈行動以弱化香港的國際地位。就是說，“愛祖國，愛香港”。他們雖然不喜歡共產黨的某些政策，甚至不愛共產黨，但他們既可以參政，也可以競逐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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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北韓都在東亞玩火，北韓尤其玩得出神入化。一會兒進行核試驗，一會兒又說要發射洲際導彈。搞得美國和許多亞洲國家神經兮兮。北韓似乎要來真的，居然要求外國使節撤退，宣佈朝鮮停戰協定無效，驅逐三八線的工業區南韓工人出境。動作多多，似乎戰爭一觸即發。

金正恩這小子玩戰爭邊緣雜技確有一手，把幾個大國的目光吸引過來。說它是核訛詐，也無不可，但的確玩得神乎其技。難道六十八年前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的一幕，將在本世紀內重演？

日本也在玩火，不僅在釣魚島問題上挑戰中國的主權，安倍政權還一再否定二戰時的侵略戰爭。一說審判日本戰犯並非經日本同意；二說強徵“慰安婦”有其必要。這些軍國主義分子，今年更大規模去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還要逐步修改戰後和平憲法。安倍一步一步走向現代的軍國主義，並不是只說不做的。

北韓沉寂日本囂張

北韓的核訛詐，暫時沉寂了下來。因為誰都知道，它的核能力有限，一旦敢於開動核武，首先便是它的滅種滅國。它的核彈在現代科技的監視底下，是否能够射得出來，頗成疑問。它的周圍，有中美俄三個核武大國，相信有能力監視北韓的核彈動態，不容許它隨時發動一場核武戰爭。

北韓不足恃，但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卻更值得注意。日本右翼以至軍國主義分子，在當前日本經濟未能復甦之際，顯然蠢蠢欲動。證之現代史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發動戰爭，既與國內經濟蕭條有關，也看準被侵略方積弱的因素。從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到七七全面發動侵華戰爭，都是看透了中國國力衰弱，又有內戰之憂。但是偷襲珍珠港，敢和強國美國為敵，卻是打錯算盤的冒險主義了。

歷史教訓不應忘記

今天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已彰彰在目。日本特務通過在中國的合資企業，遍佈全中國。他們了解中國的若干國情：或了解社會上若干不穏定因素；或了解軍隊中的若干貪腐情況。他們可能得出軍民不堪一擊的假象。如果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作出錯誤判斷，敢於發動侵略戰爭，只能再一次自取滅亡。

今天的中國人，文化知識水平與八十年前絶不相同，今天的中國人，愛國情懷絶不遜於上個世紀初葉。至於國力和武器裝備，更是今非昔比。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武裝力量，足以應付一場現代戰爭，足可與日本打場硬戰。

日本軍國主義者現在還主要依賴於美國武裝力量的庇護，如果要打，一定要拖美國落水。同時，日本當前和韓國以及俄羅斯都有領土紏紛，特別是韓國，舉國上下都不忘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傷痛，更是與我們有對日共同觀點的與國。最近安倍居然派出高官訪問平壤，企圖打北韓牌反制中韓聯手，但此舉會否取得美國同意，而美國是否願意被日本拖下水參加一塲未知結果的戰爭，更成疑問。

總之，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是亞洲和平最危險的敵人。美國人積極扶殖日本軍國主義，充當亞洲圍堵中國的看門犬，我們希望美國人不要癒了傷疤忘了痛，別忘了珍珠港的歷史教訓﹗

中國提出琉球（沖繩）的歸屬問題，必須再議，是一個極好的主意。對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島問題上挑戰中國的主權，是一個反守為攻的外交策略。

《人民日報》刊出琉球歸屬“再議”的一篇評論文字，當然是代表中央的觀點。日本人假惺惺地表示，“如果文章是在中國政府參與下所寫，將不可忽視”。這說明今天我們提出這個沖繩地位問題，正是擊中了日本軍國主義者擴充領土，侵略他國的要害。

琉球原本是個獨立王國，在八百多年前（南宋時期）建國，明清兩朝都向中國稱臣朝貢，受中國皇帝遣使冊封。像台灣一樣，清代末年才被日本武力侵佔。

琉球民族完全不像日本人，更與日本文化毫不相干。只是在日本侵佔後，日本人大量向琉球移民，真正把琉球作為殖民地對待。直至今日，兩個民族並不相親相近。特別是二戰期間，日本侵略者迫使琉球人充當砲灰，戰敗後又迫使琉球人跳崖自盡，這筆血債，琉球人至今念念不忘。

沖繩具濃厚的中國色彩

我曾兩次去去琉球改名後的沖繩旅行，看過一些戰爭遺跡，了解某些當地文化。琉球島上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十分相近。島上到處可見獅子雕塑，似乎還是沖繩人的圖騰。而獅子正是中國封建王朝威武的象徵。此外還有關帝廟、孔廟等等。

在沖繩島上的首里城堡，守禮門的建築，以至各種服飾、工藝，都不脫中國文化的胎胚。在沖繩的縣立博物館裡，各種展品都充分說明該島文化源自中國。

十九世紀日本侵佔琉球，到了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在琉球也才有一萬五千的移民，更多的移民是在太平洋戰爭之後。為了備戰，有五萬六千日本人移居該地，又強迫當地原居民改名換姓，並把琉球改為日本的沖繩縣。

二戰日本戰敗，日本軍隊強迫當地居民跳崖自殺的“集體自決”，成為今天琉球居民揮之不去的悲慘事件。但日本教科書卻歪曲成是當地居民為了“殉國”而自願自殺的，這事引起琉球人的極大憤怒。二00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島上有十一萬人舉行的群眾集會，抗議日本歪曲歷史事實。

現在島上的平和公園記載着死者名單中說，其中琉球人死難的有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人，外縣人才是七萬七千零三十三人。外縣人大概大部分是日本兵，本地人枉死的可能大多是被迫“集體自決”者。而且墓碑正處在一些無邊大海的懸崖旁。

琉球交日本是私相授受

日本發動侵略中國和太平洋戰爭，戰敗後由於國際會議規定，日本只能保留本土四島及附近的少數島嶼。台灣、澎湖必須歸還中國，朝鮮獨立建國，南庫頁島等歸還蘇聯，只有琉球羣島，由美國託管。但管託二十七年後，美國擅自將琉球交給日本，這是違反國際協議的。《波茨坦公告》規定應由英美中三方協商決定的原則，美國並未遵守。琉球歸日，是美日私相授受的，今天說再議是完全有理由的。

“再議”未必有什麼結果，美日不會願意讓沖繩的地位發生改變。但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經常對鄰國的領土提出要求，特別是近年以來，把釣魚島歸屬問題鬧得火藥味甚濃。今天把琉球歸屬問題提出來，起碼可以震動一下以安倍為首的日本極右翼分子的神經，打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氣熖。

2013-5-16 東方日報

香港的反對派，包括外國勢力及某部分利益集團，究竟要求香港變成甚麼樣子？

坦白地說，他們就是要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類如台灣，“不統不獨”。既不是鬧香港獨立也要削弱中央的憲制權力。

當然，台灣與香港不同。台灣現在實際上已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但不是獨立國家。中國大陸也不允許它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所以馬英九便叫出不統不獨的口號。由於中國大陸現在對台灣只有經濟影響力，政治上控制不了。馬英九卻若即若離，政治上的談判遲遲未能開動。大陸只能抛出許多經濟上的好處，近年特別購買台灣綠營盤據的南部的農產品，並給台商的若干優惠，以經濟促政治，以經濟防台獨。北京當前對台灣的政策，是不急於統一，等待水到渠成。

中央對香港行使憲制權力

香港呢，早已在1997年回歸祖國，而且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鑑於香港殖民地歷史形成的特殊情況，於是創造了這個“一國兩制”，保留香港與大陸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但香港只是“高度自治”，《基本法》規定的中央對香港有憲制權力。除了國防和外交之外，還保留了主要人事任命權和法律的最後解釋權。

正是這個憲制權力，特別是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權，使反對派如坐針氈，非要突破不可。這便是當前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普選爭議的來源。

反對派的如意算盤，就是要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中，選出一位並不太聽中央的特首；在2020年立法會普選中，取得過半數的議席，以便把香港逐漸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這個逐步蠶食中央憲政權力的隂謀，正在積極醖酿着。所以，這並不是香港建制派和反對派的對壘，而是各種反對勢力反抗中央的集結號。

雙方提前進入戰鬥狀態

中央當然看出這個政治企圖的趨勢，所以及早出手：一是早早明確指出行政長官普選的底線；二是警告香港反對勢力如此搞法，必定弱化香港在國際經濟活動上的競爭能力。

但這些要把香港搞成獨立政治實體的反對派力量和人物，早有部署，公開擺明一個對抗的陣勢：他們也已出手，一是宣佈“佔領中環”癱瘓香港以威脅香港繁榮安定，恐嚇中央就範；二是由陳方安生等成立一個“香港2020”組織的新平台，準備與中央對抗。他們並不避嫌的引進英國勢力，由港英前高官的副憲政事務司布簡琼和英國富商高德禮參加領導層，更不避“港英餘孽”的嫌疑，大張旗鼓“出櫃”。

政改鬥爭風雲險惡

看來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了。要就是沉默的大多數為“香港是吾家”，奮起反對破壞香港和平穏定的行為，要就是反中亂港勢力引進外國勢力的力量得逞。兩者是不可調和的。

觀之某些“港英餘孽”被揭露底牌而失魂落魄地破口大罵，淪為潑婦罵街的小醜，可見當前這一場政改鬥爭的風雲險惡。

2017年的普選特首，變成一個重要關口。外國勢力和反對派認為這是一個爭奪香港政治領導權的爭奪戰，是一個變香港成為没有“獨立政治實體”之名而有獨立政治實體之實的關鍵時刻。戰鬥的提早到來，並不出人意外。但是香港建制派準備好了没有？而其中的某些自稱“建制派”的，實則是被敵方滲透的“港英餘孽”。

反對派來勢汹汹，咄咄迫人。他們的輿論部署，他們通過“工運”小試牛刀，在在表現出他們已經吹響全面攻擊的集結號。一場香港前途決戰，看來不可避免。

2013-5-11 明報

電郵﹕[email protected]

中國的公費消費十分驚人，恐怕這類用公款消費是世界第一。所謂公費消費，最主要的是公費請客吃喝，各級官員濫置公用小汔車和用車，還有就是公費出外開會旅遊。這三項加起來，佔了每年政府財政收入的相當大比例。

光是公費吃喝，有估計每年已達九千億，有人統計說，每年官員吃喝，吃掉了三十艘航空母艦。

民間已有着不少投訴。其實這類“三公”消費，隨處可見。每到內地旅遊，看高級酒家廂房，大部分為官員們應酬作樂所佔有。至於公車，過去中央規定，只有正部級即省部級官員才可擁有專用小汔車，副省部級外出可用公車，但不是專用。但現在是連村官，即村長村支部書記，都有專車。曾見有某鎮長，在其名片上還印上他的平治專車的“玉照”。此外到外地開會，都住上五星級酒店，雖然中央明令禁止，但凡到旅遊勝地的五星級酒店，都可見某某部門的專業部門在此開會的公告牌。我曾拍有若干照片，立此存照。

省部級官發聲

這種不加制約濫用公帑，令外人為之側目。所以習近平主席上任以來，首倡改進官場作風八條，並在今年北京“兩會”上實踐。最近我到內地旅遊，在星級酒店及酒家中所見，此種吃喝之風稍見收歛。但也並不是完全禁絶，他們或另換名堂，或地下進行。當然，整頓官場作風，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堅持和監督。

近有省部級官員發聲，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君，在官報上發表《少吃一桌飯，多蓋一間房》的文章，呼籲多做一些雪中送炭，急民之困的實事，要把一些群眾冷暖放在心頭。他針對的是一些城鎮中棚戶區的改造。因為城鎮中仍有不少居民住在不擋風雨的草棚木棚之中，而且還有些官員對棚戶區改造，採取強拆硬徵，偷工減料和對政府撥款改造貪污挪用。這位地區第一把手，確實了解情況，才會發出如此的呼籲。

住房問題，在香港是大問題，在內地同樣是大問題。據內地報道，陝西省古城榆林市，在有五百年歷史的明城牆下，有一批居民卻在牆根下，過着没有燃氣、暖氣和下水道的“穴居”生活，就像本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少人住在險坡的木屋區一樣。當年的鷄寮塌方的慘刻，老香港記憶猶新。榆林的“穴居人”只不過是見諸官報，方為世人所知。內地偏遠地區，住在非人生活的破漏草棚、穴居的居民，不知還有多少。

夢想就是有安居之所

現在許多人常常喜歡說中國夢，權貴階層也有他們的夢想，但幾千萬的貧苦中國人，他們的夢想就是要有一個安居之所，或者他們世代耕種居留的土地不被強佔賤賣，他們的簡陋住房不被“強拆硬徵”。烏坎村的群體事件，不就是由於強佔賤賣所引起的麼。其實中國還有不少地方仍存在強佔賤賣的事件，只是或没有烏坎村民那麼覺醒或者未經報道罷了。

唐代詩人杜甫的詩句﹕“安得廣厦千萬問，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今有 王 君的一句“少吃一桌飯，多盖一間房”的呼籲。可說古今相耀映。但願 王 君的夢想成真，既能清除官場吃喝浪費陋習，又能盡庇村鎮貧民，我們期待着﹗

2013-5-9 東方日報

針對內地官員濫用權力的情況，前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說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而民間的說法，則有說要把“權力關在籠子裡”，或說“把權力還給人民”。這種種說法，表明群眾對大小官員們權力過大的不滿。多年來內地民間的順口溜，指﹕“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領導人的講話”。在人治的社會，的確如此，於今為烈。

我說權力應該服從法律，只有法治，才能規範權力。中國多年來由全國人大訂立的法律，已基本完善。但長期以來，都是權大於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知法枉法。所以近年才有一股強大的執行憲政的呼聲。

比如說，民間有冤情，而且數之不盡，所以才有層層上訪、人人上訪的獨特現象。封建社會的縣老爺還有“擊鼓鳴冤”的制度，但我們的某些衙門，卻是官官相衛，鳴冤在地方的機會幾不存在，所以才有越級上訪的現象。請想想，一介庶民，無權無勢無錢，千里迢迢，跑到京城去鳴冤，是何等可憐和可嘆的事﹗而現在某些地方政府，為防上訪鳴冤者多而影響政績，居然在京城設立截留上訪者的機構，從黑社會中僱用打手，把本地區的上訪者非法拘留之，虐打之、或強制押回本籍，或迫害致死。人間慘劇，何如上訪者﹗

上訪是中國的一道奇景

民間有冤情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官商勾結，侵犯村民即原村民的利益，如往前的廣東陸豐烏坎村事件。有的是大小官員仗勢欺負老百姓以至弄出人命等等。人民紛紛上訪，說明老百姓的善良，希望在體制內解決問題。如果人民對各級政府完全絶望，官迫民反，揭竿而起，我們這個社會，這個國家還能穏定嗎？

所以，解決上訪者越來越多的情況，必須正本清源，把“維穏”的重點放在糾正各級政府知法枉法上。地方各級政府，能依法辦事，法院能公正廉明，人民有冤情可以在當地解決，國家才能穏定。現在把維穏的重點放在加強公安力量和增加維穏經費上。警察力量不足，又在社會上募集一些良莠不齊的、甚至包括黑社會性質的人物，作為二綫“國保”，這是本末倒置，愈維穏愈製造社會不穏的做法。

我曾經多次在全國人大會內會外指出，公檢法的提法不當，把公安排頭的做法更不當。現在民間的看法是：“公安大晒”。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的權責有限，公檢法統一領導，完全發揮不了互相制約的作用。許多人還是脫不了“槍桿子出政權”思維，以公檢法為“專政工具”，無視它有相互制約和為民伸冤的一面。

人民期待權力得到制約

其實，中國的事情，並不是没有法律和政策，只是執行不暢。有人說“政策

不出中南海”，也許批評得過份一點，但也值得中央領導人深思。

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政府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互相制約又相互協調，確保國家行政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這話說得很好，可惜在執行中，不少地方就是變了樣。至於說到三個監督體系，即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更加與現實情況有頗大距離。其中的輿論監督，本應好好發揮，而且已有相當基礎。可惜宣傳部門，在“維穏”的框架下，對善意而合理的批評揭發，也加以禁制，屢屢發生粗暴的干預新聞報道和評論事件。雖然“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尊重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話是這麼說，但實際上並没有依照憲法保證人民有言論自由的承諾，還是槍桿子話事。公安部門的權力無限，由它衍生的所謂“國保”和“城管隊”等等以武力執法的部門和人物，許多都是欺壓老百姓的。執法是必要的，但利用執法的權力，行魚肉老百姓和欺壓老百姓之實的，普遍存在。何時能使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進行？何時能改變權力過份集中而得不到制約的情況？我們對習李新政寄以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