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內地官員的異化和“異質思維” 吳康民

溫州動車追撞事故鬧得這麼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涉事的有關官員的異化和“異質思維”。

這種“異質思維”,這種幹部的異化,也不僅僅在鐵道部之內。

高鐵追撞事故當然是一個嚴重事故,特別是在這個中國高鐵建設高速發展、而且強調速度已達世界第一的時刻。本來,交通事故全世界都經常發生,有的也頗為嚴重。記憶之中,印度的鐵路事故十分頻繁,而先進國家如德國的也有發生。如果事故發生以後,善後工作處理得當,能如溫總理所要求的,“盡快公布真相”,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情為民所繫”,其發展的惡化當不至達到如此地步。

三種“異質思維”

事故發生以後,鐵道部領導和涉及的有關官員的思維是什麼呢?

第一,是有恃無恐。鐵道部多年來已成為半獨立王國,特殊的歷史淵源使這個部門是國務院領導的半獨立部門。它有自已的鐵路兵團,似乎又受中央軍委的領導。它的鐵路所經之處,佔地收地,又可以不受地方政府制約。所向披靡,無往不克,而且冠冕堂皇。它貸款築路,又似有上方寶劍,至今負債以千億計,還債無期。他們卻安之如飴,毫無市場經濟觀念。

第二,是掩蓋真相,大事化小,推缷責任。特別是事故列車車廂被立即掩埋引起銷毀證據的疑問時,鐵道部的發言人居然說﹕“主要是便於搶險,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

至於暫停救人,急於恢復通車,更啟人疑竇。

第三,以銀彈擲人,希望受難者家屬接受一筆撫恤金,永不追究,了卻此事。他們公然威脅說不接受撫恤金條件,可能逾期作廢。這種毫無人性化的善後處理手法,令人齒冷。

溫家寶總理說要“讓生者得到慰藉”,但是現在處理善後的有關官員,給人的印象,是毫無人情味。這次事件的遇難者,應該說大部分是中產階級,維權意識比較強,不像弱勢社群的農民工那樣,呼天不應,叫地無門,任由地方官員宰割。又不像不少發生災難的煤礦,難屬都是接受賠償了事,誰也不敢多哼幾句。

第三代官員高高在上

新中國的第一代官員,都是在革命戰爭中奮鬥出來的。在革命戰爭中,没有工農群眾的協作、支援和掩護,便没有勝利的果實。因此他們一般都有一股“官民魚水情”的情結,比較關心群眾。雖然也有部分入城以後,給花花世界迷惑了,變質了,但還是少數。

到了第二代的官員,大都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鬥爭中遭到磨難,經歷過下放或勞改,生活過在基層,深知群眾疾苦。因而執政時也就會提出“情為民所繫”,“以民為本”的號召。

現在大部分第三代官員,是在改革開放的好日子中上位的,雖然其中不少是好的,但卻也有不少是靠人脉的關係網上位,或者有些根本就是靠買官上位的。他們的官僚氣習,他們的脫離群眾,他們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越來越嚴重,甚且比舊社會的官僚還不如,更不要說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受到選民監督的官員相比了。

某些第三代的官員,既未受到戰爭鍛鍊和黨內鬥爭衝擊的洗禮,一當官便進入一個高高在上視萬民為芻狗的境地。只知撈取好處,驕奢淫逸,作威作福,加上缺乏監督,更加官官相衛,沆瀣一氣。

擺擺官威,貪財好色

他們的特點是﹕

一. 擺擺官威,現在一些低層幹部,包括村委書記、鎮長之類,官威十足。猶憶廣東某縣的一個鎮長,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他的名片竟印上他的平治座駕作為標誌。

又如現在官無大小,竟競相配備秘書,大小會議講稿,均由秘書擬稿照念。我曾在人大代表位子上,多次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見各省市前來列席的省人大常委會官員,年紀也不過五十來歲,但都要由駐京辦配備小汽車作為座駕,帶同秘書與會。反而我這個年近八十的老頭,卻是寡人一個。

二. 脫離群眾。真正是衙門八字開,無錢莫進來。一般草民要向官員投訴,都很難見到地方的頭頭。因此,才出現層層上訪的事件。而地方官員,又害怕地方的劣政暴露,便千方百計截止上訪,更出現到北京綁架訪民回鄉的事件。

三. 好錢好色。現在被發現而被處理的貪腐官員,百分之百是貪錢好色。難怪有些美女能够縱橫官場,賴昌星出事前要在廈門搞一座“紅樓”,作出招待貪官享樂之所。

為人民服務的異化

所以我說現在的官員,相當部分已經異化,而且也具有“異質思維”。就是他們已異化為高高在人民之上的“官”。其“異質思維”就是認為我是要來管你們的,我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人民要為我服務。

證之鐵道部的高官,以及處理溫州高鐵事故的一系列官員,你們的心態是不是這樣?你們有没有把人民的痛苦當一回事?你們有没有感到內疚?你們有没有聽從溫總理兩字千鈞的“救人”的指示,把善後工作認真做好?

哀哉,我們的異化官員,哀哉,我們官員的異質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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