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治和香港人治

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但總帶有一些“協商民主”的成份。所謂“協商民主”,就是小圈子內的民主,這總比朝鮮的封建繼承為好。他們父傳子再傳孫,讓一個二十來歲的黃毛小子來當儲君,馬上加封為國防委員會的副委員長,又馬上升為上將,簡直是國際笑話。

小圈子選舉,算不了真正的選舉,而是“協商”。由黨內高層有影響力人士來協商,推出一位大家都能接受的接班人。

中共十七大推出習近平為下一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接班人,便是“協商民主”的結果。十七屆五中全會再任命他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更進一步明確肯定了他的接班地位。海內外一般輿論,已認可這種“協商民主”的結果,而對習近平,也没有太多不滿的意見。

習近平有接班優勢

習近平並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他有他的接班優勢﹕

第一, 他是從基層鍛練一步步被提拔上來的,並不是坐“直升飛機”。他曾在農村插隊,當過農村黨支部書記、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副書記、省長、省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等等。政權經驗豐富,而且是上山下鄉知青被提拔上大學,受正規教育,直至拿到法學博士學位。

第二, 他雖然是高幹子弟,父親習仲勛曾是中央要員。但習仲勛在毛澤東主政時期是被打壓的。文革結束後他復出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我曾在一次他主持人大代表座談會上,談到廣東不少群眾因生活困難外逃香港,但被視為叛國。我認為這是生活逃亡,而不是政治逃亡,情有可原。習仲勛同意這種意見,並強調一定要促進生產,改善廣東人民的生活。有一位這樣開明的父親,加上他受過父親被打壓而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指出身不好的青年)之苦,相信他不會好了瘡疤忘了痛。

第三, 就我和他的幾次短暫的接触,覺得他是一位平實而謙遜的人,平時沉默寡言,也許崇尚“為政不在多言”的古訓,也許十分慎言,可見他是一位不浮誇重實踐的政治家。

協商民主是中國國情

中國特色的人治,即帶有協商民主成份的人治,是否符合當前的中國的國情呢,這個問題值得探討。但目前要完全推翻這種人事決定制度,似乎有若干困難。如果不是循序漸進,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

有人推銷台灣式的民主。台灣式的民主當然有若干民主成份。但黑金政治和地方封建勢的操縱,仍然不可忽視。中國目前試驗的村鎮民主選舉,也發現不少弊病,族姓和基層幹部的操縱,層出不窮。至於號稱美式民主的菲律賓,獨立數十年,地方封建勢力操縱選舉,以至不惜採用大屠殺的骯髒手段,更是令人髮指。

中國民主選舉制度,一定要實行,但整個進程和模式仍然需要探索。

香港的小圈子選舉

香港算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際上存在三權分立模式,即獨立的司法,立法會對政府行政的制約。而且香港也存在民主的選舉,兩級議會通過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也是通過間接選舉產生。

行政長官選舉雖然是由1500人的選舉委員的小圈子選出,但畢竟仍然是一個選舉。何況已經有一個普選的時間表,20172020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都由普選產生。

但是行政長官的產生仍然受到〈基本法〉的制約。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央人民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45條規定,無論由選舉或者協商產生的行政長官,都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實質性的任命。也就是說,中央有權否決香港的選舉結果,當然這會引發香港的“憲政危機”。

中央認可是決定性的

所以,香港的“猜領袖遊戲”中,很重視中央究竟屬意何人當下屆特首,或者揣摩北京的意向。這不僅是由於中央的法律權力是決定性的,而大部分選委也會以北京的意向為依歸。

當然,這位候選人也要得到港人的認同。我曾多次著文說過,行政長官候選人,要港人支持,中央認可,有管治能力,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良才難求,有管治能力這一條,也就可以放在次要地位。但中央認可,郤是決定性的。

正因為如此,香港特首的產生,也就帶有一定的人治色彩,也就帶有“協商民主”的內涵。

要過渡到若干年後的雙普選,就要作出充分的準備,有意競逐特首的政治人物,便要接受普選的洗禮。中央既要放手,也要使中央認可的候選人能有勝算。

2012年上台的行政長官,要起承上繼下的任務,為普選作好充分準備。如果一個極有能力,在五年任內又有顯著政績,得到選民信任,進一步能在普選中得勝,連任十年,當然最好。但恐怕這是鏡花水月,不可強求。我們希望的是五年之內,新人輩出,有人既有能力又經得起普選的考驗,準備迎接新時代。這位2012年上任的行政長官,如果能為普選作好各方面的準備,雖然任期只有五年,比上兩任的更短,也就功德無量,名留青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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